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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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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精神探源——国立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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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1日上午，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举行演讲，演讲题为《歌颂北洋时期的北大》，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在北大的这段演讲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北大法学院院长贺卫方教授称之为“在大陆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旋风”。一时间很多网友对北洋时期的北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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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当年北洋政府虽然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但历任的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并不控制干预。虽然当时中国经常处于战乱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当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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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旧式衙门般的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创建初期，学堂里的教师多半为腐儒，滥竽充数，一心只想借此在官场混混。学生多为达官贵人、高干子弟，上学堂只图混个文凭，毕业后好升官发财。民国成立后，虽然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但“老爷”式学堂的腐败传统积重难返。蔡元培当时曾对北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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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其后，他以身作则，大力提倡“不做官”，不当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他明确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北大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应该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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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足三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他力倡科学与民主，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直到现在，这些主张依然是人们对大学的愿景。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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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蔡元培不顾大总统徐世昌的警告，招收了九名女学生，开创了中国高校开始招收女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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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长自蔡元培之后，从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子，宽容、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引进到北大校园，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思想力量，后来演化为一种大学精神，并形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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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得以网罗各方面的第一流人才；更使北大得以培养出一批批在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色人才。在师资聘用方面，北大引进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同样也聘用了像刘师培、辜鸿铭、陈汉章这些思想守旧但学识渊博之人，一时间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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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培养方面，北大历来主张学生自由选课，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这种宽容为学生充分发挥潜能，自由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教学上，北大学术资源的开放也是闻名于世的，北大至今仍然以宽容的胸襟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求学者，真正实现了学术为天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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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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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民主、自由为北大人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众多的学科领域及其奠基性人物往往都和北大相关，北大人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中国的许多大学初创时，师资主要来自于京师大学堂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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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又一特色。在学术上，各种学说平等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蔡元培时期开始，北大就把思想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在教学上，北大素来有鼓励自由研究的风气，学校对学生管得很少，往往任其自己研究感兴趣的学问。在日常生活中，北大人最注重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生活。北大的风气自由，并不代表北大崇尚个人主义，相反，北大师生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曾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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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年底，时为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创立26周年纪念会上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1927年，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创立29周年纪念会上作同样题目《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再一次阐述“北大精神”的内涵。马寅初将北大精神概括为为了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往直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牺牲精神。而在这之前的1925年，北大27周年校庆时，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里概括北大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蒋梦麟、鲁迅和马寅初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北大精神中宽容、自由、追求进步、勇于牺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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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它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从而奠定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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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下葬时覆盖的是北京大学校旗，遗嘱为“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然而，胡适先生留给北大的最宝贵的遗物应该是：“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这也是北大的大学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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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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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情缘——王国维与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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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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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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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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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