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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长自蔡元培之后，从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子，宽容、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引进到北大校园，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思想力量，后来演化为一种大学精神，并形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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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得以网罗各方面的第一流人才；更使北大得以培养出一批批在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色人才。在师资聘用方面，北大引进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同样也聘用了像刘师培、辜鸿铭、陈汉章这些思想守旧但学识渊博之人，一时间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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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培养方面，北大历来主张学生自由选课，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这种宽容为学生充分发挥潜能，自由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教学上，北大学术资源的开放也是闻名于世的，北大至今仍然以宽容的胸襟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求学者，真正实现了学术为天下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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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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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民主、自由为北大人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众多的学科领域及其奠基性人物往往都和北大相关，北大人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中国的许多大学初创时，师资主要来自于京师大学堂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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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又一特色。在学术上，各种学说平等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蔡元培时期开始，北大就把思想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在教学上，北大素来有鼓励自由研究的风气，学校对学生管得很少，往往任其自己研究感兴趣的学问。在日常生活中，北大人最注重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生活。北大的风气自由，并不代表北大崇尚个人主义，相反，北大师生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曾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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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年底，时为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创立26周年纪念会上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1927年，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创立29周年纪念会上作同样题目《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再一次阐述“北大精神”的内涵。马寅初将北大精神概括为为了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往直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牺牲精神。而在这之前的1925年，北大27周年校庆时，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里概括北大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蒋梦麟、鲁迅和马寅初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北大精神中宽容、自由、追求进步、勇于牺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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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它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从而奠定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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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下葬时覆盖的是北京大学校旗，遗嘱为“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然而，胡适先生留给北大的最宝贵的遗物应该是：“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这也是北大的大学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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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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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情缘——王国维与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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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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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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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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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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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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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江西义宁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不过因为要为父亲侍疾，陈寅恪是1926才来到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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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清华，其实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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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这一见就不可收拾，在短短两月的时间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以至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而陈寅恪审定外文书籍及佛藏等。陈寅恪在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除了一起淘书，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王国维五十大寿时，陈寅恪和吴宓早上8点便到府祝贺，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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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两位就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很相投，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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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独自一人从清华园坐车到了颐和园。购票入园后，他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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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众说纷纭，似乎王先生之死，死得蹊跷，死得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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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但唯有陈寅恪才真正了解王国维的内心。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也许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