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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运动发起的理由不是十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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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人觉得中国要亡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战”时中国参战五次，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我们的外交失败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但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外交失败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参而不战，并没有出什么力，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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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巴黎和会是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当时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而第三等是弱国；第一等可以派五个代表，第二等是三个代表，第三等是两个代表。中国政府派了五个人去参会，结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被视为弱国的，没有地位，也分不到什么东西，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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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强国之一，在谈判中企图占有战争初期从德国人手里抢过来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事实上，早在1915年这些权益就被日本武力抢去了，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我们并非刚失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首先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虽然我们还是弱国，还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对象，但在当时中国就是这个地位，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坏，实际上是变好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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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强国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国妥协，其他列强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会议本质上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弱国无外交，积弱的中国在当时不可能有太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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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时有些学生大肆宣讲中国要亡了，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政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列强表达过强硬的立场，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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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后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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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吃亏时，从来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有内奸。 所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打倒汉奸的思想迅速在学生中蔓延，他们找那些亲日派或有留日背景的政府官员的麻烦，甚至去烧人家房子。当时传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谋，在家中供着日本天皇的画像，这些完全是谣言。但学生们不管，就冲过去把曹家房子烧了，曹汝霖躲起来了，没找着。章宗祥当时也在曹家，被学生们暴打。在没有证据证明曹、章等人是卖国贼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把人打了。时至今日，也无任何证据表明曹、章这些人有任何卖国的举措，相反这些人在后来日军侵华后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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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还盛行抵制日货，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卖日货，大家就把他抓起来戴个帽子游行；要是买日货，大家就要骂他，剪他的东西；要是坐日本船，大家就在他后面画个大乌龟；这些行为当时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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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据此发表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个人自由开始的，到政治运动时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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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人们看到了过激行为是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俄国是如此，1919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于是一些西方过激的暴力思想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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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后回望“五四”，用今日的眼光去审视那场具有浩大影响的伟大运动，其功、其弊，都有太多的学术探讨空间。然而追询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照亮未来。历史没有“如果”，更不能接受用当下“假设”的结论去评判和定位。亦如法国大革命之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不会因其曾出现过“断头台”这一残暴象征而有所消解，“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巨大影响，也不会因为当年一些学生们的“愤青”行为便光辉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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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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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的情色追求——北洋时期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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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不仅有政治家们对权力的钩心斗角，有军阀们对地盘的你争我夺，也有让人缠绵纠结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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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年的礼教传统，让中国青年男女的爱情只局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辛亥革命的炮声，不仅带来了民主共和的国家理念，也带来了男女追求自己爱情的勇气。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年轻人明白了什么是“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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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教和新文化的碰撞，在这一时期衍生出了许多缠绵的爱情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这些如诗一般的人物，在用他们的经历向现代人诠释着什么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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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江南出才子，徐志摩就是近代江南才子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浙江海宁市硖石镇，年少时在家塾熟读四书五经，长大后留学美、英，可谓是学贯中西。徐志摩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张幼仪还为徐志摩生育了两个儿子。但这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姻，徐志摩在把张幼仪娶进门之前甚至都没有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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