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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却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生于1862年（同治辛酉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上台的那年），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思想开通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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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小的时候，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由此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前面提到的蔡廷干也是香山人，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在美国呆了7年多，回国的时候只有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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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譬如蔡廷干被送到天津水师学堂，后来进了北洋舰队；唐绍仪也得以继续深造，并于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袁世凯在担任清廷驻朝鲜通商代表的时候，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并一直追随袁世凯，成为袁总统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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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唐绍仪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后做过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也就自觉的辞职赋闲，直到袁世凯再度出山。在同南方革命党的谈判中，唐绍仪一直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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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开始组阁工作。由于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因此唐绍仪首先要做的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为此，唐绍仪提出将南京临时政府的九部分为十三部，除了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七部外照旧外，将实业部分为工业、商业和农林三部，另将商业部拆分为交通和邮电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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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分拆各部的目的，无外乎可以多安排几个部长，调和些人事安排上的矛盾。可惜的是，唐绍仪的提议很快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反对，参议员们最后只同意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和农林两部，邮电仍属交通部，不必分离。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便由最初的九部变成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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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唐绍仪也颇为思量。首先是陆军总长的位置问题，非常棘手。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既然不做内阁总理，那他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就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但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袁世凯岂能让革命党人染指？袁世凯的意中人乃是他的心腹大将段祺瑞，他声称：“如果段不能担任陆军总长一职，他就辞去大总统一职。”南方革命党人听后群情激奋，反非要争这个职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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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黄兴顾全大局，自甘退让。在3月28日的南方军界会议上，黄兴公开声明自己不接受陆军总长的职位，并恳求大家不要再争。说到动情处，黄兴竟然声泪俱下，终于使这场风波平息。黄兴一生淡泊名利，其座右铭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亦不居”，可谓是革命党人中的道德楷模，结结实实的一个厚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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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唐绍仪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首届内阁的各部总长候选人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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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单上来看，外交总长陆征祥是无党派人士，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外交好手；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交通总长梁如浩是袁世凯的人马；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和工商总长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的同志，南北双方可谓是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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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投票中，除了交通总长梁如浩因票数未过半而被被否决外，其他人选都得到顺利通过。由于交通总长人选被否决，唐绍仪随后又提名汤寿潜为总长人选，但再次被临时参议院否决，最终由唐绍仪自兼交通总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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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议决结果发布任命，由唐绍仪组织的民国首任内阁宣告成立。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多交往，双方倒很有共同语言，似乎其早年的共和、民主观念被再度唤醒。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因此，唐绍仪的这届内阁也有人称之为“同盟会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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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绍仪的本意，他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顺利的开展内阁的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已经有离心的倾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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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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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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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新内阁危机重重，唐绍仪负气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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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正当国人们都在为战争的和平解决而欢呼、为共和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而感到兴高采烈，民国的起步却从一开始便显得不是那么的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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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首先在内阁中爆发。在唐绍仪组建内阁后，部分内阁成员对职位安排并不满意，他们纷纷向唐绍仪提出辞职。譬如农林总长宋教仁，这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认为当前有着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小小的农林总长，完全满足不了他的雄心（他要自己组阁！）。因此，宋教仁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辞职，弄得唐绍仪非常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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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中的另一位同盟会员陈其美，他认为给他的工商总长职位不过是调虎离山，因此他根本就没有去北京上任，只是委托了王正廷作为次长前往北京代替他处理事务。财政总长熊希龄本是介于袁世凯势力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统一党成员（原为清末立宪派），他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极其困难，加上内阁中派系复杂，因此也打起退堂鼓，再三向唐绍仪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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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定，南方的国务员们在组阁之后应当即时前往北京就任，但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在发布内阁任命后只能一直滞留南京，百般劝说宋教仁等人，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早日北上。眼看首届内阁难产，袁世凯也非常着急，他通过电报不断地对各方进行疏通，以求事态得以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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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南北双方的互不信任。由于南方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曾经交战过，加上不久前北京又发生兵变，因此南方革命党担心北上会有危险，主张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这种做法，显然是将南北矛盾提前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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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身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站了出来，他一封接着一封地给南京发电报，劝告国务员们尽快北上。在电报里，黎元洪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说道：“民国初建，国本未定，民心动摇。即使大家群策群力，尚难图存，何况各部虚悬？各位要是以灭种为旁观，以覆邦为快事，那我黎元洪宁愿垂手待毙，也无怨言！如果各位还看得起我，还请大家按照约定尽早就职，在北京的总长可以先行筹办，在南京的总长还望轻车简从，迅速启行！如果各位北上招致危险，请杀我黎元洪以谢天下！要是各位拥兵自重，以致祸端，那也当罪诸位以谢天下！要是五日之内各位还在延宕观望，那国民必认为诸位是有意弃我民国，如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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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压力下，南京的国务员们也只好勉为其难的前往北京就职。4月15日，蔡元培、宋教仁及其部分参议员随同唐绍仪一起赴京。由于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一行人首先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然后由天津转乘火车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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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也宣布休会，并随之北迁。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开院仪式，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各部总长及中外各界人士纷纷出席观礼，连袁总统也亲自前来祝贺并发表演说。不过，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到参议院，也是唯一的一次。说句实话，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权力和地位，恐怕袁世凯当时也不甚了了。在潜意识里，他可能还是将参议院看成是前清的资政院，不过咨询襄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