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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次北京兵变以来，军队干政已经是第二次，后来更是发展成常态，成为民国难以医治的痼疾（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将领，抑或是起义新军？）。在这些军人的挑动下，各省都督、议会和报馆也纷纷指责临时参议院，声讨的电文雪花般飘来，堆起来足足有一尺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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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斥骂下，临时参议员们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最过分的是，北京甚至出现匿名的传单，悬赏十万大洋取议长吴景濂等人的狗命；更有署名为“健公十人团”的某团体给临时参议院送了103份信（参议员人人有份），警告参议员们要是再胡搞的话，届时给每个人奉送十枚炸弹，好生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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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军警的恶劣行径，南京民军的主要将领则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的领衔下，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军人尊重国家的立法机关。柏文蔚等人指出，一旦军队构成压迫议会的先例，民国未来的政治必将后患无穷（这倒是明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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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接到这份抗议电报后见好就收，随后便通电军界各级军官，禁止他们再发出如此无聊的传单，并命令内务部和陆军部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当然是口头警告，不了了之）。在舆论有利的情况下，袁世凯迅速提出第二份内阁人选的新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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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工商总长蒋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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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这次提出的名单，除了蒋作宾为同盟会员外，其他均是袁世凯的夹袋中人。由于同盟会已经决议不参加新的内阁，蒋作宾随后便表示不能出任，请求请选贤能。事实上，袁世凯并非是不知道同盟会的决议，但他仍旧坚持提名蒋作宾为工商总长的人选，似乎要以此打击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政策并提升自己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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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讨论内阁新人选，总理陆征祥没有出席这天的会议，而是委派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前来说明提名理由。段祺瑞倒是没有废话，但他一身戎装，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进会场，让参议员们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在段祺瑞说完离场后，参议员们也陷入了矛盾：要是迫于军警和舆论压力屈服的话，议会将丧失存在的价值；可要是继续坚持给陆征祥内阁投反对票的话，可能会继续受到威胁。在现实和理想信念之间，参议员们也实在是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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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议后，临时参议院决定以新人选需要“资格审核”为名推迟投票，并希望袁世凯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公告，以表示参议院并非在压力下进行国事讨论。对于参议员们的心思，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当晚他就安排了一个军警界与各党派参议员的茶话会，让各方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以促成明日的投票。不仅如此，在投票的当天上午，袁世凯又公开发布禁止军人干政的电报，算是给参议员们留足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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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投票过程自然就波澜不惊了，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因为票数不足而未能通过外，其他五位总长均顺利过关。蒋作宾的被否决，一来是同盟会参议员按照其政党决议所为，二来也是临时参议院挽回面子之举——他们毕竟没有完全屈服于袁世凯和外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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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作宾被否决后，袁世凯随后又提名同盟会员刘揆一为工商总长人选，似乎不打开同盟会的缺口决不善罢甘休。最后，袁世凯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刘揆一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并声明退出同盟会，袁世凯这一次终于又笑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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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组阁危机在袁世凯的运作和各方的妥协下宣告化解，陆征祥内阁在名义上得以成立。之所以说“名义上成立”，因为总理陆征祥考虑到自己已不被参议院所信任，于是他干脆称病不出，也不到部处理政务。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只好让内务总长赵秉钧暂时代理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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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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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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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宋教仁的理想：和平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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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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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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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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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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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元老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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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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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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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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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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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会长。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