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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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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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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经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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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刮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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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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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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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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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但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正如当时的《真相画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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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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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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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由此看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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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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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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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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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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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咨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24倍以上。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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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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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小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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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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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其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的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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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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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民主党，在梁启超回国后，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中共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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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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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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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如此，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宋教仁的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的对身边的幕僚说：“噫！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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