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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是个伟大的东西，但它的伟大只有在失去它之后才会显示其价值，而在它存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人们的百般拨弄和嘲讽。眼看木已成舟，这班议员们也只能自认倒霉，白白丢了年薪五千元的职位不说，最后在那些丘八老爷的威喝之下，只落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川资打道回府，实在是晦气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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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大多数人以为袁世凯就要搞赤裸裸的专制了，但老袁却并没有那么头脑简单。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相反，他是要一个合乎自己意愿的“国会”和“宪法”，这就是设立在国会之外的政治会议和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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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点，各省的都督倒是很乐意去做，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啊。不过，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受到多次的胁迫后，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也受他的牵连一并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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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见熊希龄去意已决，也就稍作挽留后照呈批准，暂由外务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一职。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熊才子最后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从此告别政坛，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了。这倒是他该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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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不管是革命党也好，书生也罢，都不是老袁的对手。这老袁不仅搞军事有一手，搞起政治也很辣手，甚至搞起法律来，也同样是有板有眼、不落下风呢。你要说他不是枭雄，谁是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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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民国建立以后的制宪进程也不甚完美。譬如《临时约法》，因为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所以特别赶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匆匆出台，整个制宪过程不过一个月，在三读程序中竟然使用起立表决，不可谓之仓促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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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宪会议中，对于实施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这样一个重大的议题，当时只有6名议员做了简短的发言并在不到4个小时就完成了表决，这实在是太轻率了。要知道，美国1787年宪法关于是否实行总统制的辩论足足进行了10天。作为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国家大法，以如此迅速的速度，外加掺入制宪者的私心，如何能调和各方利益，帮助新生政权顺利过渡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及其国民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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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忽略了三权分立中的司法权，这往往导致立法权和行政权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制衡的力量；二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做出规定。在《天坛宪草》中，这两个缺陷仍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而且还增加了其他的毛病，比如设立国会委员会代行国会之权力、议会有宪法解释权等，对大总统的各项权力则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种“议会太强、总统太弱”的模式，完全陷入立法权大大压倒甚至侵犯行政权的不平衡状态，这显然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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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当时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国会和宪法，至少在《天坛宪草》三个半月的制定过程中，制宪会议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经费也得到了充足的保证，宪法草案的顺利出台便是明证。事实上，袁世凯对宪政民主并不了解，他在政治立场上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临时约法》和后面的《天坛宪草》在行政权上的束缚，袁世凯何尝不是感到极其痛苦并试图有所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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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袁世凯的修宪要求被制宪会议拒绝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事实上，袁世凯提出的修正案类似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适当缩小了议会的权力，因为二战前法国的议会内阁制中议会的权力太大，议会频频“倒阁”，导致政局混乱，这未必是个好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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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既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势的总统，也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的内阁，这种权力的平衡比单纯的内阁制和总统制来得更加符合实际。要是当时制宪会议慎重的考虑下袁世凯的意见，说不定民国率先发展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这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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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制宪会议中的议员们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和妥协的意识，他们试图按照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解来制定一个宪法的美好蓝图，丝毫不考虑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政集团的利益和诉求，这样蛮干岂能不失败？要知道，民主的真谛本就是妥协，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进行经过反复多次的均衡博弈，这才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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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制宪会议的议员们实在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在71名制宪会议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占到94％，而35岁以下的又占到68％，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有留学或者革命的经历，不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就连一般的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这些人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按照教科书制定宪法，即使这个宪法再完美，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教条主义不但会害死人，而且会害几代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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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国会被解散、《天坛宪草》无限期的搁置后，不仅国会的制宪活动被中断，就连国会也是皮之不存。由此，民国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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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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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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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黎元洪入瓮，瀛台安置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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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解散国会的提议，这事却是出自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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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这黎元洪不是革命元勋嘛，如何为虎作伥，跟着老袁助纣为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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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也不奇怪，因为黎副总统虽为民国元勋，却非革命首义，他原本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原本官当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革命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岂不是出于他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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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黎元洪按犯罪情节的话，还只能算是胁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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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本就是讲究忠君爱国的旧派军官，他不仅在武昌起义前杀害过革命士兵，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对那些起义出身的人也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他眼里，这些人怎么着都是些贼心不死的乱党，不可不防。譬如当时湖北号称“三武”的三位军事领袖（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其中有两位便是间接的死于黎元洪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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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之死，在前文已详细叙述，蒋翊武之死又是如何回事呢？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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