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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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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实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结果古校长百口难辩，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蛋击中而烟消云散，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令老头抱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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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但也非等闲之辈。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组织过进步党，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在古教授发表《共和君主论》的同时，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式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可惜其主张帝制的观点过于隐晦，不够拉风，所以不为帝制派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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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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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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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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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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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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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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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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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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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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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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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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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后，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最奇的是，在当时的外国人中，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虽说忠心耿耿但也未免有点肉麻。这不，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大概就是所谓的“日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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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在袁世凯死后，他又接连给黎元洪、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直到1921年病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来，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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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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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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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筹安会”干不过“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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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了古教授一字千金的《帝制共和论》，袁总统这下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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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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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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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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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