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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梁士诒说：“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要头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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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出马，一个顶十。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请愿团，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念念有词的呼着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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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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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势头，与二十年前的“公车上书”有几分相似，又与七八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老仙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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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后，民意渐开，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按理说，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士绅，应当更代表民意，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倒有几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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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梁士诒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后，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张镇芳、那彦图、梁鸿志、阮忠枢、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并公推了沈云霈为会长，预备发起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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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这次回京不为他事，只因筹安会给地方遍发电报、寻求支持，已具声势，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帝”的头功，这才急匆匆回京，要大展拳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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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回京后便去拜访了老友阮忠枢，在阮忠枢的牵针引线下，段芝贵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张作霖、陆建章、顾鳌等实权人物，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此，请愿会的帝制派一时间声势大振，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十三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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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士诒、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公民”前来代表“民意”（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随后，这些人又买通一些报纸，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帝制，弄得跟真的一样……只要有真银子，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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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其实就是“十三太保”策划的杰作。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学界请愿会、各省请愿会、妇女请愿会等等，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人人有份，按照身份地位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交通系遍地撒钱，这声势能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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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见梁士诒等人后来居上，将自己的风头抢去，忍不住悲愤的说：“梁财神啊梁财神，你可真行啊，你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我搞不过你，但你也别猖狂，我们走着瞧！”但秀才们囊中羞涩，区区二十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聊壮声色。在请愿会的压迫下，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最后落得门可罗雀、无人过问的境地。杨度在恼羞之下，只得灰溜溜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又换了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子挂出来，但终究是老酒新瓶，搞不出什么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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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花落去，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诒那个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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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中央大员除了黎元洪、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外，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都是民意哪）。帝制先锋、御干儿段芝贵更是联合龙济光、张作霖、赵倜、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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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将他们的袁总统打了个清醒，也令帝制党人速胜的希望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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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何等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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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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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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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开弓没有回头箭，皇帝不当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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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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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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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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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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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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