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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心里不悦，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说：“芝泉，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它真与假，我就问问，你的意思如何呢？”段祺瑞愣了一下，说：“大总统，你待我二十年，恩重如山，我自当言无不尽，我实在不愿意看你成为罪人啊！”最后，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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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的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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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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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的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视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如烟云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说到这里，袁世凯沉痛的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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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段祺瑞不同的是，袁世凯的另一位股肱干将冯国璋对袁世凯就没有那么直率了。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他与段祺瑞一样，也是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但冯国璋在投军之前就有了很好的文化底子，并且在军校期间考中了秀才。冯国璋毕业之后留校任教，随后又随聂士成部参加甲午战争，战后又被派到日本考察军事，经历和段祺瑞基本相似。最巧的是，冯国璋也与袁世凯有某种亲眷关系，那就是冯国璋在夫人去世后娶了袁世凯家的家庭教师周女士（民国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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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在日本考察回国后，写了几卷兵书献给聂士成，但聂士成是老派军人，对此却并不在意，随后他又将兵书转赠给了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几卷兵书后如获至宝，随即便将冯国璋延揽至自己门下，冯国璋也就成为“北洋三杰”中最后一个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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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南北军在武昌激战正酣的时候，冯国璋被袁世凯调为禁卫军统领，以稳定京畿一带的秩序。“二次革命”后，冯国璋又率军南下，在击败国民党人后代替军纪不佳的张勋辫子军驻节南京，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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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1915年的夏天（也就是帝制初起的时候），冯国璋听到点帝制风声后便直奔京城，去找袁世凯问个究竟。袁、冯两人见面后，冯国璋却没有像段祺瑞那样单刀直入，他先是试探道：“大总统，我最近在外面听说您要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在地方上应该如何布置，能否预为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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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听后，勃然变色道：“华甫啊，这都是谣传！你想，我们老袁家就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都五十八了，就算做皇帝，又能做几年？再说了，做皇帝就要传子，可你看看我的儿子中哪有一个是成器的？这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更不像话，整一个土匪性子，至于其他的儿子都年幼，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况且帝王家的子孙大多没有好下场，我就算是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这么做啊！我绝无皇帝思想，这点你尽管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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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冯国璋听后十分满意，于是高兴的回到南京，并有意将他与袁世凯的谈话泄露出去，为袁世凯辟谣。不料过了几个月，帝制运动就紧锣密鼓、大张旗鼓的进行了起来，冯国璋这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当时是把他气得两眼翻白，从此后再也不相信袁世凯了。在地方选举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中，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冯国璋几经劝告才稍微露个面，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反正他不赞成，也不反对，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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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反对帝制的原因其实和段祺瑞差不多，唯独不同的是，冯国璋多上了袁世凯一个当。冯国璋自认为自己不是袁世凯的第一心腹，至少也是第二第三，不料老袁竟然将他如此欺骗，真是岂有此理。再者，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他和段祺瑞都有可能接班，而要是摊上袁克定这个主的话，“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冯国璋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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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也未必是有意欺骗冯国璋，只是他当时真是没下定主意。袁世凯是想当皇帝来着，但也怕当皇帝来着，正出于这种矛盾犹豫的心态，袁世凯这才会跟冯国璋说上面这段话。因为这段话有玄机嘛，袁世凯自认为活不过六十，但袁克定说当了皇帝就可以破除这个家族魔咒，袁世凯这就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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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当时袁世凯其实早知道冯国璋的用意，他是故意用这话来给冯国璋封口的，所以冯国璋刚刚走，袁世凯便气冲冲地上楼跟家里人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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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运动中，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多是一线的重要干部，而热心的其实是那些二线的新进干将。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就是要投袁世凯所好，夺拥立之功，也好乘机排挤前面的老干部，为自己晋身求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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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必然“营私”，而当时的北洋系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理论的大帮派，袁世凯这个帮主要做皇帝，那排名前几位的大佬就没了当帮主的机会，因为皇帝要传儿子嘛。至于排名靠后的那些人，他们要想挤到前面去的话，就要投帮主所好，因此拥护帝制就是谋取功名富贵的好办法，正如杨度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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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可解释万般问题，也可网罗芸芸众生，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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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面的事实所证明的，别看那些二线的干将们闹腾得欢，但真正考验到自己利益了，那一个个就都现了原形。譬如在地方大员中，最早给袁世凯发劝进电的湖南将军汤芗铭，汤芗铭原本不是北洋系，他是在民国后才投靠袁世凯并成为新进亲信的。正因为如此，汤芗铭才要急吼吼的抢这个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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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些新进军官也是如此，比如小站士兵出身的张敬尧，他在剿灭“二次革命”和“白狼之乱”中立下大功，当时已经被提升为第七师的师长。张敬尧对袁世凯可谓是感恩戴德，在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的宴会上，张敬尧大言不惭：“大总统高升皇帝，发一道上谕就可以了嘛，搞这些名堂干啥子？谁要是敢反对，我就砍了谁的脑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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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在民国后突然受到袁世凯的恩遇，因此支持帝制的态度也是异常坚决，他在劝进密电中称：“东三省人民盼望大总统做皇帝久矣！关外谁要是敢有异议的，我张作霖决不手软。如果内省有反对的，我愿意率部入关以平内乱，哪怕是刀斧加身，我也毫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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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制最卖力的当然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御干儿段芝贵，他不但自己上表言忠，而且还积极联络各省将军、护军使、镇守使上劝进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劝进书上签名的各省将领包括：广东龙济光、奉天段芝贵、河南赵倜、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宦、江西李纯、陕西陆建章、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察哈尔张怀芝等十九人，而镇守使更有天津商德全、广东龙觐光、冀南王怀庆、陕南陈树藩等三十六人。从资历上来看，这些人基本是北洋系或者投靠北洋系的二三流人物，而且是不是真心拥立还未为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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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也分别调派了曹锟、张敬尧和冯玉祥的队伍入川对阵蔡锷的第一军，广东龙觐光与广西陆荣廷则协防李烈钧的第二军。按理说，北洋军在兵力、兵员素质和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远好于护国军，但护国战争却并没有打什么硬仗，双方甫一交战，便陷入相持阶段，倒是各种通电满天飞，你声讨、我调停，闹得不亦乐乎。所谓的“护国战争”，整个就是一个“泡沫战争”或者叫“口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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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护国战争的大概经过。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左路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但实际上也只有四千多人，他们与川军接战后顺利攻占了叙府；而第一军右路则在戴戡的率领进入贵州，进逼贵阳。1月27日，刘显世在被一番运动后随即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宣布独立，护国军可谓是兵不血刃，便解除了对云南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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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所部三千人在泸州附近的纳溪宣布反正，并引导护国军入川。这时，北洋军总指挥曹锟已经坐镇重庆，张敬尧、吴佩孚等部也已经赶到泸州前线，双方激战相持一个月后，蔡锷率护国军撤退。与此同时，冯玉祥所部也趁着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时猛攻叙府，并在3月2日重新夺回城池，但冯玉祥随后又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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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国军失利的情况下，四川将军陈宦和前敌督师曹锟却并不追击，反而暗中与护国军暗通款曲，相互协议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的策划下，原为岑春煊部下的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并趁势夺了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所部的军械饷银，这下立刻扭转了护国军的不利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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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想调冯国璋和张勋等老将前去剿平西南“叛党”，但冯国璋早已是阳奉阴违，不肯出兵的理由又多又名正言顺。至于辫帅张勋，他也不跟袁世凯兜圈子，直接就跟派来劝解的特使阮忠枢提出“四不忍”，作为拒绝出兵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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