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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袁世凯还有一口气在，估计他会希望徐世昌来接任，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而且是翰林出身，经纶满腹，从政多年，可谓是老成稳重，算得上最佳的人选；至于段祺瑞，虽说也是多年的部下，但终究是武人出身，而且政论立场和老袁多有不合；和这两人想比，黎元洪显然是落在最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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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最讲究“名分”二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偏偏黎元洪在这点上占尽优势，并非徐世昌与段祺瑞可以比拟的。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可捉摸，有时候还真由不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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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虽说是北洋元老，但饱读诗书并浸润了多年儒家传统的他显然是知道名分的重要性。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素有“水晶狐狸”之称的徐世昌打破僵局，他首先声明自己不做总统，很明智的退出了这场竞争。徐世昌心里也清楚，虽然自己在北洋集团中名望甚高，但手中并无一兵一卒，要想做民国大总统，就必须仰仗那些北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远的不说，就现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恐怕就不好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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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老段，脑海里也正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趁势拿下、还是礼让一二？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真是让人难以取舍呢。老段心里清楚，徐世昌虽说是北洋集团的大管家，但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黎元洪就比较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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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论实力，老段是完全可以登上总统之位的，但目前黎元洪是副总统而自己是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且不说，这要是强行上位，非但南方的那些护国军不答应，就是北洋内部恐怕也会有人说三道四，譬如南京的那个冯国璋，就未必会让自己如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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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意思，也不主张老段出任总统。虽然老段是北洋的自己人，但要考虑全局的话，他还是认为由黎元洪来接任大总统的位置比较妥当。道理很简单，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名义接任总统之位，既名正言顺，又可以笼络南方的护国军和革命党，国家也不至于陷入分裂，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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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世昌的意见，段祺瑞最开始并没有表态。但他思考了好一阵之后，觉得徐相国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这老袁刚死，国家正处于纷争之中，如果再来个名分之争，非但总统做不安稳，恐怕连现在这个内阁总理都做不成呢！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避虚就实，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自己掌握，还可以落得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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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本来呢，黎元洪对于接任总统的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毕竟他来北京后，基本上是被袁世凯给软禁了，非但毫无兵权，就连自己的帮派都没有，拿什么去和北洋系竞争呢？如果自己真的接任了大总统之位，那也实在是侥幸，全仗着北洋系给自己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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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北京完全由北洋系控制，实权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如果他真要是跟自己作梗，这大总统还不如不当。想到这里，黎元洪一再推脱，不肯就任，直到段祺瑞保证维持北京的秩序，并约束北洋系的那些骄兵悍将，黎元洪这才答应接任大总统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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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洋系虽然已经分裂，但他们听说老段和老徐推举黎元洪接任总统之后，一个个心里老大的不乐意……这黎元洪毕竟不是咱北洋的人嘛！据不可靠消息，在袁世凯尸骨未寒的数小时之内，一些倾向于段祺瑞的北洋系文武大员数十人聚集在国务院里，他们坚持要段祺瑞仿效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继任大总统职位。对此，段祺瑞严加拒绝，并邀集徐世昌进行了好一番的劝解，才把这些武人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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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6日下午，段祺瑞在国务院签署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通电。次日上午十点，在东厂胡同的宅邸里，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资格就任民国的第二任大总统。当天的就职典礼非常冷清，只有段祺瑞和少数内阁阁员参加，新任大总统黎元洪则身穿军服，在几个幕僚和典礼官的簇拥下来到就职大厅，在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后便匆匆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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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袁世凯生前曾对黎元洪这个儿女亲家（黎女嫁袁子）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袁世凯一语成谶，要说起来，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也的确是运气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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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的父亲名叫黎朝相，他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但在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像黎朝相这样的军功人员多如牛毛，清廷也不可能一一安置，最后大多数人只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休致费”后解甲归田。黎朝相退役之后，便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元洪于当年（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汉阳，因其祖籍是湖北黄陂（今属大悟县），所以民国时期也称他为“黎黄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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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常的话，黎家可能就在汉阳安家立业，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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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的栖身于行伍之间。黎朝相走后，黎家立刻陷入了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几乎不治。父亲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的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这才度过这一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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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临行前，黎朝相将比黎元洪小6岁的儿媳妇（娃娃亲）同时带到北塘，这就是黎元洪后来的夫人吴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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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从小也对军事很感兴趣，他经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产生了弃文从武的念头。1883年，20岁的黎元洪在父亲的支持下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但不幸的是，黎朝相在次年突然壮年猝死，而母亲早在1878年去世，这样黎元洪独力担负其家庭的重任，并在读书之余负担继母、夫人和幼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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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时水师学堂的学生有一笔不菲的津贴，黎元洪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但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目的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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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便将黎元洪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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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甲”舰是福州船政局自行组装生产的一艘铁胁木壳兵舰，虽然它隶属于广东水师，但由于广东水师的训练水平相对较差，因此每年都会随同北洋舰队参与操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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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战后，北洋舰队全部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船都没了，养你干吗？），各回原籍，自谋出路，黎元洪当然也不例外，他大概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海军梦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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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之前的老领导、前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任了两江总督，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张之洞对黎元洪的海军背景并不感兴趣，他当时要招募的是炮台防御专才，黎元洪灵机一动，便把自己曾经学过的陆上防御理论叙述了一遍，张之洞对此很是赞赏，于是委派他为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开始转型为陆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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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由于黎元洪在南京干得不错，张之洞便将他带回老家湖北，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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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是很赏识的，他曾经写了个“智勇深沉”的条幅赠给黎元洪，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由此，黎元洪也就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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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镇统制张彪长期跟随张之洞，但他是个旧派军人，对新军的操练并不熟悉，因此在清末的几次秋操中，张彪虽然名义上是南军的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特别在1908年的太湖秋操中，黎元洪率南军与北军对抗，三战三胜，由此声誉鹊起，引起了军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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