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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段虽然外交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政上却遭遇了大麻烦。原来，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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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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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广州方面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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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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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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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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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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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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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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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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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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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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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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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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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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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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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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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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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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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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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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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洋时期的军阀，实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读史者头疼不已。但大体而言，在清朝覆灭后，北方除了新军将领出身的阎锡山盘踞山西自保门户外，长江以北基本属于北洋系的控制范围，长江以南则是民党的势力范围，但民党也有派别，可分为革命党（如胡汉民之于广东、李烈钧之于江西）、原新军将领（如蔡锷之于云南，唐继尧之于贵州）、旧派势力（如谭延闿之于湖南、陆荣廷之于广西）；二次革命后，北洋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纳入北洋的范围之中，而西南五省（两广、云贵、四川）也噤若寒蝉，屈从于袁世凯的威势之下……袁氏当国的这几年，也是民国时期难得的统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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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各级军阀又活跃了起来，首先是西南五省乘护国军之余威，藐视段氏中央；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隐然崛起，雄踞关外；山西军阀阎锡山仍旧是闭境锁省，自谋发展；新疆军阀杨增新从辛亥革命后便僻处偏远，不问中原，而内蒙、西藏也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复而局势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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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妙的是，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先是张勋一通乱搞，自取灭亡，接着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悄然形成两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所谓皖系，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批军头，因段祺瑞是安徽人而得名。在最初的阶段，段祺瑞并无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不过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多年维系的部属或者弟子成一派之长。直到后来参战军和西北军的组建，老段才算是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由此触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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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则相对复杂一点，可分为老直系和新直系，老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其中又包括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围还有直隶督军曹锟等人。冯国璋的直系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后来称的直系实际上是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因为冯国璋和曹锟都是直隶人，因此直系也可分为新老两个阶段，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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