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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段祺瑞布下“武力统一”的两颗棋子已经完全失败。有意思的是，吴光新在四川吃了败仗，但他却想在湖北露一手，于是便打电报给北京，要求收复荆襄，将功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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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新的电报发出后，湖北督军王占元着急了。王占元出生于1861年，他的经历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基本类似，也是小站旧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投入袁世凯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在武昌起义后，王占元任第二镇第三协协统，在南下镇压革命后因功升为第二镇统制。二次革命爆发后，王占元再次领军出征，并由此在湖北扎根，并逐渐独掌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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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吴光新要打湖北靖国军，王占元又有什么好急的？这不是借兵助剿，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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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因为当时的湘军势力正旺，他们想一举攻下岳州，将北洋军逐出湖南境内，而王占元和南方军联帅谭浩明正在竭力调和，试图平息局面。如果这时吴光新进攻荆襄，必然会引发湘军进攻岳阳，由此战火重燃，危及湖北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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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请求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而两天后，以曹锟为首的八省督军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却发表了一个言辞更加激烈的通电，要求冯国璋立刻颁布对南方军的讨伐令，这标志着北洋系已经在战和问题上彻底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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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发布停战议和通电的直隶督军曹锟这次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战的急先锋，这又是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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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曹锟的转变，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是北洋元老徐世昌的指点，二是徐树铮向其许诺，支持其获取副总统一职务。曹锟当时驻节天津，与寓居于此的徐世昌多有来往，在之前的那个停战议和通电发布后，徐阁老却不以为然，说：“芝泉固然性子太急，但华甫也不该暗中唆使王、范二人，以至于倒戈失湘。他们两人如此闹法，今后如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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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听后，支吾了两声，徐世昌见他还不明白，便又道：“冯、段两人争斗，你们也不在其中帮助调和，如此以后，恐怕北洋团体四分五裂，届时民党卷土重来，你们到时都推卸不了责任呢！”曹锟听后，这才如梦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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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徐树铮，其在段祺瑞倒台之后仍旧忠心耿耿，为段祺瑞的复出而上下奔走，遍访各省督军，以寻求支持。有一次，徐树铮见到曹锟，表示只要他支持段祺瑞复出并赞成“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便愿意在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时支持曹锟就任副总统。曹锟在经过徐世昌的一番点拨之后，本就对通电主和有所悔意，又听说段祺瑞愿意支持自己当副总统，由此也不免动心……冯国璋不就是由副总统当上了大总统的吗？既然老冯做得，如何我老曹就做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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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在接到两份完全对立的电报后，也十分为难。他仔细一估量，主战的督军都在北京的周围，而主和的长江三督虽然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毕竟相距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倘若不对这些主战的武夫们有所回应，还不知道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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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冯国璋急忙把内阁总理王士珍等人找来，商议对策。王士珍说，现在主战的都是老段的势力，何不将老段请出，给他个闲散职位，以免得他从中作梗，牵制中央。冯国璋想，这老段并非是寻常人物，除了总理一职，哪里还有职位可以安排？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出一个新名目：老段不是一意要对德国宣战吗，何不给他个参战督办的名义，以示中国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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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听了这个主意后，倒也不推辞，只说参战督办一职须与陆军总长联合，不然凡事梗阻，倒不如不就任。王士珍听后，自然明白老段的意思，于是便主动辞去了所兼的陆军总长一职，改提名老段的亲信段芝贵来充当此职，冯国璋对此也无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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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老段便带着段芝贵去总统府见冯国璋，两人重归于好，言笑如初。虽然冯、段间还有些疙瘩，但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却是个善于插科打诨的家伙，三人一席言谈，最后尽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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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冯国璋的让步，老段心中的“武力统一梦”不免又再次升起，由此，南北也就要再起烽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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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调南下作战，徐树铮特地邀请各省督军前来天津开会，参会的有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等人，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等也派有代表，就连关外的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也有代表前来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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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们聚在一起，自然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个恨不能立刻飞奔南下，给南方军一点颜色看看。在会议上，曹锟和张怀芝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完全控制了这次的动向。由于冯国璋是大总统，不好直接骂他，于是这些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主和的“长江三督”，特别是江苏督军李纯，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并被扣上北洋的“内奸、小人、走狗、叛徒”的大帽子。光骂还不行，得有实质性的东西。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天津会议初步决定，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并拟以两路南下进攻湖南：第一路以曹锟领衔，沿京汉路经过湖北后进攻湖南南部；第二路以张怀芝为主帅，沿津浦路南下后经江西攻入湖南东部。各省督军还约定了出兵的兵力，其中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兵两万，山西和陕西各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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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之前只要是提到用兵讨伐，各省督军总是推三阻四，而且出兵之前一定要中央将粮饷枪械补充齐全，经费发足，否则决不动兵；而这次督军团会议却面目一新，各省督军们个个自告奋勇，精神可嘉，他们非但自愿出兵，而且愿意自筹经费，并不需要中央出一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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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在北军尚未大规模南下的时候，吴光新便在天津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一举攻下荆州；而2日后，由吴佩孚统属的第三师第五旅张学颜部也占领了襄樊。至于最先独立的黎天才和石星川的所谓“靖国军”，早因内部分裂而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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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在接到这个消息后，却试图“以胜求和”，并与南军联帅谭浩明约定南北军互相撤退，不得开火。可惜的是，谭浩明这时也已指挥不动当时的湘军，何况是吴光新等部已经攻克了荆襄，他们自然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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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湘军赵恒惕部向驻扎在岳阳的北洋军第二师王金镜部、第八师王汝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发动进攻。由于这几支部队均属于冯国璋的直系范围，他们并不愿与湘军发生冲突，于是便将岳州焚烧一空后不战自退，等湘军来到岳州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座烈火焚烧、余火未尽的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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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革命”后，岳州便一直被北洋军所占据，这次的胜利收复使得湘军上下十分激动，也令西南各省大为振奋，因此很多人都主张乘胜北上，顺势攻下武汉，扭转南方的颓势。但是，联帅谭浩明并没有采取湘军的意见，他认为南军攻下岳州后已经是强弩之末，并不具备继续进军武汉的实力；而且，岳州可以作为北洋军攻下荆襄的补偿，适可而止，也不失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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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浩明的后台老板是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他也觉得南军既然已经攻占岳州，湖南已经成为了西南的屏障，再北上进军，一无实力，二无必要，三是怕引发北军南下，反而另起争端，倒不如就此熄火停战，也好保自己的一方太平。至于西南省份其他督军，如云南唐继尧等人也是这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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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边，湘军攻占岳州的消息传来后，立刻激起了北洋系主战派的一片怒吼，他们一再逼迫冯国璋立刻发出明令，讨伐南军。在这几天里，冯国璋被搅得心烦意乱，几乎要淹没在主战派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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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主战派们眼巴巴的等着冯国璋下讨伐令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冯国璋大总统不声不响的乘火车南下，这下可就把他们惹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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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下午，冯国璋离开北京南巡，第一站便是天津。当天晚上，冯国璋便见了直隶督军曹锟，和他谈了半夜的机密，争取这位“虎变将军”的支持。曹锟本是直系中人，自然不好对冯国璋过于为难，只是说：“要主和，就必须先主战，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和平才有希望”……这倒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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