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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章冷笑道：“主和之人，又不止我一个，难道都要归罪于我？”徐树铮变脸道：“哼，今天恐怕容不得你说什么了！”说罢，手一挥，令左右将陆建章绑上，陆建章见势不妙，慌忙改口愿为段总理效力，但小徐完全置之不理，掏出手枪亲自把昔日威风凛凛的陆将军给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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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妄逞辣手、擅毙陆建章，此举真可谓是石破天惊、胆大包天。消息传出，海内震惊，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随后便令人给陆建章的遗属送去五千大洋，以示慰问。冯国璋还是在接到要将陆建章勋章撸去的命令时才知道此事，但人都死了，还要勋章干什么？不过是徐树铮非要给陆建章一个“煽惑”之罪，以示名正言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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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冯国璋开始不肯给这道命令盖印，并愤愤的对手下人说：“你看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芝泉就一点都不管么？”最后，冯国璋又生了一会闷气，但事已如此，也只好把印一推，了结了这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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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章虽然被杀了，但后事还没有完。陆建章在做右路备补军统领的时候，原第二十镇营官冯玉祥因“革命嫌疑”而被解送原籍，这时正好被老长官陆建章知道，于是对冯施以援手，并让他留在左路备补军中继续担任营管带，这才有了后来的第十六混成旅。1918年2月，受命征伐南军的冯玉祥部开到皖鄂赣交界的武穴时，突然宣布主和，便是陆建章的主意。陆建章被杀后，冯玉祥气愤难平，从此对段派阳奉阴违，不再服从。至于小徐，最后也是冤冤相报，这是后话，先搁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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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回人心，段祺瑞委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当时广东的龙济光部被粤军、桂军围攻）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试图让他们再度南下，继续对南方作战。但是，前线部队大都为直系，加上徐树铮擅毙陆建章之事的影响恶劣，这些人大多不愿意再为段祺瑞卖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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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湖南前线的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而主将吴佩孚不断的发出停战议和通电，并以缺饷等借口拒绝继续作战。段祺瑞虽然百折不挠，但对于这些直系部队，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的份……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事情不好办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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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后，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来了，那就是冯国璋当时是代理大总统，代理期限为一年，从1917年8月算起的话，时间将满，必须要在法统上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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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是搞了一个临时参议院来替代，其理由有二：一是第一届国会张勋复辟前已由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断无恢复之理，而新国会在仓促间无法产生；二是第一届国会的组织章程等存在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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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帮助下，各省督军（西南各省除外）在1917年10月底均选派参议员到京。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幕，原袁世凯的秘书、皖系政客王揖唐（即王赓）被选为正议长，而前清高官那彦图则被选为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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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原先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之前的参众两院的“八百罗汉”改为“五百大仙”，免得人多嘴杂，每次议事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议，徒然浪费纳税人的钱。经修改，原参议院的议员名额由274人减为168人，众议院的则由596人减为408人，相当于每一百万国民出一个代表。另外，参议员也不再由各省议会选出，而改组织地方选举会选举产生，避免各省督军从中干涉舞弊。作为历史的反动（非政治之“反动”也），这一次的修改在财产、教育等方面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以防止出身甚低的革命党从中捣乱，这虽然便于当时的国情，但终究是反时代潮流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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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下旬到6月中旬，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开始组织第二次国会选举。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如果把前清资政院的选举也算进去的话，从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间实际上搞了三次（中间那次即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按理说应该有点经验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但这次选举的质量还是很差，进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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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无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议员”，大多为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更是稀少。因此，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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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一次的选举运动中，有一个像政党又不像政党的非正式组织横空出世，翻云覆雨，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选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安福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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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俱乐部，得名于其所在地西单安福胡同，这里原本是王揖唐、曾毓隽等皖系政客为了招待各地来京的参议员而租赁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梁式堂宅。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过在晚间到此坐坐，彼此闲聊，偶尔交换交换政治看法，辩论几句，当时也无专人召集或主持。但时间长了，这里的名气就开始大了起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在寻常的聚会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类的娱乐器具，这就有了俱乐部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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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颁布后，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那些亲皖或者试图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们如同过江之鲫一般，一个个都跑到这里来打探消息，谋求发展。在这些天里，梁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而安福胡同内也是车水马龙，几近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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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在梁式堂宅开会，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方便在随后的选举筹备工作开展活动。既然是个组织，就得有个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众口难调，没有一个能得到全体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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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到最后，大家也乏了，这时有个人灵机一动，说：“咱们开会的地方不是叫安福胡同吗？得，干脆叫‘安福俱乐部’得了，名字吉利，说起来也好听。”大伙一想，这名字好啊，安福安福，安国福民，这不正是本团体的一贯宗旨吗？好，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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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定好了，安福俱乐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告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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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随后便设立了干事部、评议部、政务研究会等结构，而干事部又细分为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又以交际、会计最为核心。有人也许会奇怪，这搞政治嘛，当然要善于“交际”，但为何“会计”也是核心业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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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倒是个好问题，且容笔者慢慢解释。所谓“安福俱乐部”，到底是个啥玩意？是政党吗？不是。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是王揖唐等皖系核心政客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那什么让他们聚合在一起呢？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安福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隽，而是徐树铮，王、曾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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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对此，徐树铮曾一语道破天机：“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力满足其欲望，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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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利禄，我所欲也，是人便有欲望，有欲望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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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要问，徐树铮的钱从何来？据统计，主要有这么几笔大款子，一笔是徐树铮在做关内奉军副司令的时候，挪用了军饷四十万以用于选举运作（后被张作霖发现而闹僵）；另外一笔则是梁大财神梁士诒资助了二百万元……可梁士诒凭啥资助这么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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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梁士诒本是交通系的党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财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其相关的铁路建设投资所构成的无形体系）更是当时的大肥缺，可惜因为在洪宪帝制中表现得过于露骨而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时正好跳出来献金，试图来个咸鱼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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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皖系地方督军在选举期间对安福系的活动也多有补助，比如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人，据说各出了数十万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安福系的财源还可能来自日本的西原借款，此款原为对德参战之用，也被挪为选举费用；再者就是说盐税被挪用。总而言之，有了这些钱，选举工作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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