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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下旬到6月中旬，除西南省份外，其他各省便开始组织第二次国会选举。这种全国性的选举，如果把前清资政院的选举也算进去的话，从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间实际上搞了三次（中间那次即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按理说应该有点经验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但这次选举的质量还是很差，进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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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无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议员”，大多为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更是稀少。因此，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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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一次的选举运动中，有一个像政党又不像政党的非正式组织横空出世，翻云覆雨，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选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安福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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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俱乐部，得名于其所在地西单安福胡同，这里原本是王揖唐、曾毓隽等皖系政客为了招待各地来京的参议员而租赁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梁式堂宅。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过在晚间到此坐坐，彼此闲聊，偶尔交换交换政治看法，辩论几句，当时也无专人召集或主持。但时间长了，这里的名气就开始大了起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在寻常的聚会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类的娱乐器具，这就有了俱乐部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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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颁布后，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那些亲皖或者试图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们如同过江之鲫一般，一个个都跑到这里来打探消息，谋求发展。在这些天里，梁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而安福胡同内也是车水马龙，几近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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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在梁式堂宅开会，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方便在随后的选举筹备工作开展活动。既然是个组织，就得有个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众口难调，没有一个能得到全体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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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到最后，大家也乏了，这时有个人灵机一动，说：“咱们开会的地方不是叫安福胡同吗？得，干脆叫‘安福俱乐部’得了，名字吉利，说起来也好听。”大伙一想，这名字好啊，安福安福，安国福民，这不正是本团体的一贯宗旨吗？好，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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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定好了，安福俱乐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告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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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随后便设立了干事部、评议部、政务研究会等结构，而干事部又细分为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又以交际、会计最为核心。有人也许会奇怪，这搞政治嘛，当然要善于“交际”，但为何“会计”也是核心业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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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倒是个好问题，且容笔者慢慢解释。所谓“安福俱乐部”，到底是个啥玩意？是政党吗？不是。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是王揖唐等皖系核心政客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那什么让他们聚合在一起呢？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安福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隽，而是徐树铮，王、曾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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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对此，徐树铮曾一语道破天机：“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力满足其欲望，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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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利禄，我所欲也，是人便有欲望，有欲望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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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要问，徐树铮的钱从何来？据统计，主要有这么几笔大款子，一笔是徐树铮在做关内奉军副司令的时候，挪用了军饷四十万以用于选举运作（后被张作霖发现而闹僵）；另外一笔则是梁大财神梁士诒资助了二百万元……可梁士诒凭啥资助这么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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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梁士诒本是交通系的党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财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其相关的铁路建设投资所构成的无形体系）更是当时的大肥缺，可惜因为在洪宪帝制中表现得过于露骨而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时正好跳出来献金，试图来个咸鱼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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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皖系地方督军在选举期间对安福系的活动也多有补助，比如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人，据说各出了数十万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安福系的财源还可能来自日本的西原借款，此款原为对德参战之用，也被挪为选举费用；再者就是说盐税被挪用。总而言之，有了这些钱，选举工作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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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树铮的幕后指挥下，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指挥着安福俱乐部的皖系党羽走卒，由他们分持巨款，奔走各省，以图包揽各地选举。在这些人的暗中操纵下，各种选举丑剧就不免以常态出现了，什么高价买票、什么军警干预、什么抽换选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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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以陕西为例子，该省的参众两院议员定额为19人，徐树铮提名12人，留7名给督军陈树藩自行把握。在选举过程中，陈树藩以张作霖为榜样，非但指定人选而且派军警现场监督，有三人未按照指定名单投票，被陈树藩查出后将之逮捕，险遭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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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也是一大特色。据说安福系在每省的计划是十万元，落实到实处，则初选每票一至两角钱，到复选阶段，票价则升为百元以上，加上运动费、交通费，都是大有可观的。既然选票已经被收买，投票的时候就未免肆无忌惮了，譬如自填自投者有之，反复投票者有之，在察哈尔多伦的投票，监督人竟自投两千余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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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还算好的，选举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暴力。譬如在江苏江宁，在投票过程中竟然发生硬抢选票的事情；江苏无锡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投票之日，突来顽民，到所便抢选举票十张；不予则大肆殴打，毁坏器物，扰乱秩序”；安徽安庆的投票日则“有五六百人蜂拥入内，抢夺选举票、签名簿，且互相殴斗，拳足交加，有杨某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时人声鼎沸，愈集愈众，实难排解”，闹到最后，“所有执事人员见势不佳，均抱头鼠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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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热闹场面，正如当时人写诗讽刺的：“投票场为打架场，公民气象本轩昂；能文能武谗人杰，姓氏还教千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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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选举终究是进行了。在皖系控制的地盘，如陕西、山西、安徽、热河、黑龙江等地，安福系果然大获全胜，其议员席位几无旁落。至于在直系控制的地盘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安福系党徒虽然没有那么猖獗，但“银弹战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结果也大有斩获，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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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徐树铮就选举结果致电各省督军：“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之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待得续报，再行奉闻”，其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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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选员得人”，便是入选者皆为皖系囊中人也。7月底，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共选出参议员147人，众议员325名，两院合计472人（原定应为576人，但西南各省不参与，因而减去百人之众）。在这些议员中，安福系人数达到330余人，而由直系支持的研究系则只获20余席，可谓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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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奇怪，梁启超的研究系不是为皖系重开国会而鞍前马后、拼命卖力吗，如何会落得这个结果呢？其实这也不复杂，因为研究系本身也有政治野心（他们倒还算懂点议会政治），重开国会本就夹杂自己的野心，但安福系岂能不知？因此在选举开始后，研究系便被视为安福系的第一死敌，成为重点防堵对象，而研究系的人又不如安福系那样财大气粗，虽然后来及时的投靠了直系，但终究无力回天，遭遇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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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束后，接着就该召开国会了，而召开国会后的重头戏，便是选举总统……这可是万众瞩目的大事情，容不得一点疏忽。当时最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当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顺势转正也属名正言顺，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的推行他的“武力统一”大策，也是非总统不行；再说了，安福系这么卖力的四处奔走，大把大把的银子哗哗的花出去，难道是给冯国璋抬轿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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