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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有可能是一句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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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实权派人物段祺瑞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了。他与黎元洪合不来,和老兄弟冯国璋也合不来,那这位八面玲珑的徐阁老,又能做得长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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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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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欧战结束,南北议和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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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一战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四年中,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剧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惨胜,却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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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咱也是“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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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乱中不幸被杀的德国公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为之修建了这种牌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三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1952年又改成了“保卫和平”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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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也着实赶上了好运气,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了这么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赴欧洲帮忙,胜利来得有点廉价,但终究挤入了战胜国的队列,可以随班逐队,山呼万岁,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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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人的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可谓是普天同庆、万民欢愉。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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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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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开演讲大会,大会有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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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这次更是兴高采烈,他们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30日的这次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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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各种利好的消息也是纷至沓来,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接着又是各国筹备巴黎和会,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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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东亚,等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刻重返远东,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是令他们非常不满的,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牵头下,各国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的表示了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期待,而这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寺内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原敬内阁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转而支持中国南北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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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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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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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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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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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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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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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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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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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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