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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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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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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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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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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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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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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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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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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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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故作和谈吧？这样也显得太没有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现在联合国维和搞的不也是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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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暂时停战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众，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它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号，我们又理应支持革命、支持“护法”，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真是左右为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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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代表的提议相对笼统，但争的是法统，如孔夫子说的“名正言顺”，南方代表自知不能与之相较，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老段，别的不说，光“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这三项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就够老段喝一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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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开始的态度还算和气，他答应接收这些要求并转而请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代表们听到朱启钤的表态后立即跳了起来，他们指责朱启钤过于软弱并威胁说，如果总代表再这么迁就下去，恐怕就不能继续代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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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听到南方代表的“无理”要求后，心里也是十分的激愤。他想，中国能成为战胜国，自己可谓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里，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怎么反成了罪过呢？这是何道理？恼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陈树藩继续进攻陕西靖国军，以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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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重燃战火后，南方代表愤而指责北方毫无谈判诚意，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会谈，南北和议也就陷入了僵局。这时，外国公使们看了也很着急，他们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而一直关注和谈的社会各界也纷纷呼吁抢救和会，并敦促双方各退一步，以求南北和议能够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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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压力下，陕西方面于4月1日再次停战。一周后，南北和谈的代表也就再次坐到了一起，大家继续谈判。这一次，南方代表仍旧提出之前的几个问题，而北方代表则避其锋芒，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相对高尚的问题，双方貌似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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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白了，南方代表的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直击老段的要害嘛！所谓“不妥协便是专制，不宽容也是暴力”，谈判本是有风度的对抗，你不给人家留余地，人家如何给你让步呢？如果是全盘通吃，那还叫什么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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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方代表提出的那些要求，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一样，说起来固然是悦耳动听，但说句实话，那都是唱高调，没法落实到实际的。比如说“裁减军队”吧，这事好不好？好得很！但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噎死：“你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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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啊，没有枪杆子，叫什么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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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所以南方提出要恢复旧国会；而北方的安福国会虽然号称是第二届国会，但没有西南各省的议员代表，当然不被南方所承认。但是，要不承认安福国会，召集南北和谈的大总统徐世昌尚无存身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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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的争执中，谈判毫无进展，时间一晃就到了五月。众所周知，随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当时的南北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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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概不承认；2．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订立密约之人，以谢国人；3．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4．恶迹昭著、不洽民情的督军省长，即予撤换；5．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于民国六年6月30日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6．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监督议和条件的履行并统一内阁之组织；7．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8．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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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总代表的这八项条件犹如最后通牒，件件都是重磅炸弹，朱总代表听后也忿然而起，两人先是就第五条即恢复旧国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辩，但这条却是涉及法统的最核心一条……谁能让步？谁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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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启钤表示：“贵总代表如绝对主张恢复旧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而唐绍仪则声明：“如第五条不能解决，则其他各案，不必讨论。”如此谈法，毫无妥协、毫无创新、毫无策略，简直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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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唐绍仪提出的这八条要求，南方的一些代表在事先是不知道的；而唐绍仪的意思，貌似是认为和会已无希望再继续下去，倒不如提出个最后通牒，以探明底线。就此，北京政府十分不满，他们除了认为第一条尚且有讨论的余地外，其余七条均不必开谈。为此，总统徐世昌电准了北方代表的辞职，并令他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以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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