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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段祺瑞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实是以借款撤军为诱饵，以换取中国在正式文件上对日本占领青岛并进而继承德国权益的默许……你既然“欣然同意”了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到青岛，那不就是说明他们控制青岛是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认可了吗？尽管之前日本在事实上是已经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被中方正式、直接的承认过，这下好，中方算是被日本人下了套了……这小日本可真够阴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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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美国代表也没法再帮中国说话了，在他们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国际共管的要求被日方拒绝后，美方代表的立场也开始软化，反过来劝说中国接受现实。这时，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因对阜姆领土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并愤而退会，日本也趁机施加压力，声称山东问题如果不能满意解决的话，日方也将步意大利的后尘，退出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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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方的威胁下，英、美、法三国代表慌了手脚，因为意、日同时退出的话，巴黎和会势必以失败而告终，如此一来，他们试图利用这次和会瓜分并划定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将全部破产，这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由此，这些寡头们决定向日本让步，至于中国的利益，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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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英、美、法三国巨头将陆征祥和顾维钧请来，将他们与日方达成共识的方案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后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这下没法帮忙了；接着又劝说中方接受他们的“最佳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益，然后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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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的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该死的小日本不但敢于威逼胁迫，而且他们的利诱也很强大啊。当时就是为了贪图那两千万的借款，这才饮鸩止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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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过来帮腔，问中国到底是愿意接受这个“最佳方案”呢，还是愿意遵守之前的中日密约。当陆征祥和顾维钧表示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时，威尔逊又打起了太极拳，称此事不好解决，不如等成立了国联之后再做打算，此次和会就按最佳方案算了。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随声附和，他们自知心中有愧，未等中方代表再做申辩便匆匆宣布散会，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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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了半天，一向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国际大好人”威尔逊威大总统，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威大炮”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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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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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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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仍旧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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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为荒唐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的浇了一盆凉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心啊，这次真的是很受伤，哇凉哇凉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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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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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小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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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说到最后，陈先生不免叹道：“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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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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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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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五四暴起狂飙，神州风云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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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衍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愈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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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的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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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消息传出，北京的学生们震惊了，北京的人民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都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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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国民外交协会（其中便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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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他们哪里能等到5月7日？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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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们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很快便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礼堂外都聚集很多人。在当晚的大会上，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衍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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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拳头仰天而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