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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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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的时候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他们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既是卖国所得,砸了它又有何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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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了根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一边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听了这个消息后,另外一些人则兴高采烈的纷纷赶来,要看看“曹汝霖”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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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的出了后门,随后又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嚷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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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三十二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衍)。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章宗祥和那日本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姑且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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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可以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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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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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位名叫肖劳的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他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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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火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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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被捕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随即向警察厅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爱国学生,在要求被拒绝后,北大学生当晚又成立了干事会,当时的很多知名学生团体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演讲团、少年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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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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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念,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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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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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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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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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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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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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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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当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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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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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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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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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还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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