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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敢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越来越多，再抓就没有地方关了……一旦不慎，闹出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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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自带行李，主动前来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学们知道后，他们纷纷登上法科大楼摇旗怒号，校内外连成一片，军警们也无可奈何。就连女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了，她们组织了十五校联合会，集体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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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校长和教职员工也极为愤怒，他们不但为营救学生而上下奔走，而且发表联合通电指责政府“等学生为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北京社会各界团体也对学生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国民外交协会、北京教育会、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去慰问，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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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震惊了。6月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人士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第一次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联合行动。上海是个大都市，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思想新潮，当“五四”游行在北京爆发后，上海的学生也群起响应，实行罢课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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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黄日葵等北京学生领袖也曾经来上海开展联合行动，因此在北京学生被拘后，上海的学生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手持传单，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户的宣传，动员商家在6月5日实行罢市。在这一天的动员中，一些学生甚至采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谏方式进行哀告，很多来往行人和商家也都答应在次日一定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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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实行“罢课、罢市”的消息传出后，首先起来响应的却是上海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热忱感动下，一些在日本企业如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在上午实行罢工，紧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也随之响应，接着便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等地的工人实行了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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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约定实行了罢市，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杜门谢客。在大街上，唯见大中学生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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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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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6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买早点的还半掩半闭的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商家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是是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答复“买卖自由”，警官们也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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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实行“三罢”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开始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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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倾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等，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捐给学生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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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此次的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也主动的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们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妓女从来就不比那些官僚更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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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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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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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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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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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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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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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动致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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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于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国际社会中，但凡你是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所谓“弱国无外交”，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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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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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并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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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他们做到了；未来，他们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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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段祺瑞还出来说了几句话，其他老一代的北洋系人物却在这次运动中黯然失色。很显然，他们原先对学生的看法无外乎是“国家大事不用你们管，不好好念书，便是造反”之类的，由此，当学生运动突然崛起后，他们的表现大多是茫然而一无所知，也毫无手段，这或许也揭示了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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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临危前，冯国璋口授遗言致大总统徐世昌，希望“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冯国璋患病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在清帝退位时，冯国璋答应一生不与禁卫军脱离关系，所以后来这个部队改编成陆军第十六师时，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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