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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尽管他的部队屡遭排挤，但却磨炼了部队的顽强作风，其战斗力不容小视。1921年，冯玉祥作为先锋部队进入陕西驱逐皖系督军陈树藩，随即因为阎相文自杀而接任了陕西督军的职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有功而做上了河南督军的位置。但是，由于吴佩孚的军队驻扎在洛阳，一山不容二虎，因而冯玉祥很快便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一职，这也是冯、吴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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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张作霖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一说是二百万日元，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随后，冯玉祥又与同为非嫡系且有同盟会、革命党背景的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等人联系，共组冯、孙、胡同盟，这也是后来国民军系列的最初雏形。这时，曹锟的手下大将、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因为被吴佩孚削去第二十三师的军权也心怀异志，并暗中与冯玉祥合作，这也是后来吴佩孚派王承斌去古北口监视冯玉祥而反被冯玉祥利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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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他在军事上做好准备后，在政治上也在有意识的寻找替代曹锟政府的人选，这便是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和做过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的黄郛。张绍曾在清末的时候便倾向革命，而黄郛更是个头颅有价的革命党，他是陈其美的盟弟、也是后来发家的蒋介石之盟兄。在革命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改变策略和信仰，重新进入了北洋政府，张绍曾和黄郛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做的这些联络工作，都是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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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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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钟麟学兵出身，在四川的时候投入第十六混成旅任营长，很受冯玉祥的器重。他在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着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的多，出的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孙岳的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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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3日，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下令放开城门，鹿钟麟部则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等到第二天早上，北京的居民起来一看，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而此时北京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内应部队给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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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冯玉祥便赶回北京，会同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冯为第一军总司令，胡、孙为第二、三军总司令。随后，冯玉祥又派人前去逼迫曹锟下停战令并将吴佩孚本兼各职免去；另外，请曹锟自动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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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总统做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孙岳、王承斌都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并接着又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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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曹锟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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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敢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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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宣布辞职。曹锟怎么也没有想到，之前夺了黎元洪的印并扶他上台的王承斌今日竟然要他下台，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世事难料啊！而吴佩孚在得知曹锟下台消息后，也知道自己困守天津毫无用处，好在曹锟的人身安全已有保证，随后便于次日率残卒两千余人浮海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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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在段祺瑞赴京之前，冯玉祥把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作为过渡。黄郛的临时内阁寿命很短，不过却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下令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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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的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个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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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的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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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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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的上前跟逊帝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听到这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也都一齐鼓起掌来，中国至此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逊帝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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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冯玉祥将逊帝驱逐出紫禁城的举动固然是大快人心，且是他个人的长期愿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及，特别是在反张勋复辟期间，如果没有段祺瑞的阻拦的话，他是要一直打到紫禁城的）。这本也不奇怪，革命党和皇帝一向是势不两立，岂容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住在紫禁城享受假皇帝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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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国际舆论却非法干涉我国内政，加上国内民众的觉悟太低，冯玉祥此举在当时竟是饱受批评。除了南方革命党对此大表赞赏外，其他如各国驻华公使均对此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违背了民国之前所做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而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名流也认为如此逼迫清室实属毫无必要，且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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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么说，此时的北京完全在冯玉祥的控制之下，即使有人想帮溥仪，那也是无能为力的。溥仪被赶走了，冯玉祥将紫禁城封存清点，并预备作为博物馆进行开放，但紫禁城面积之大、藏物之多，并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之间的种种变故甚至文物流失，难免瓜田李下，揪扯不清，冯玉祥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误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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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溥仪驱逐成紫禁城的另一个重要隐患是，给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在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溥仪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异乎寻常的关注。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并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于“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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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虽然暂时控制了局势，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崩溃和奉军的不断入关，如何收拾残局却非冯玉祥一人之力可以主导的。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后，随即电邀冯玉祥来津商谈善后问题。在蔡家花园举行的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对拥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问题达成一致。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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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全家便搬到了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蹊跷的是，老段突然开始吃斋念佛，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便是在自家的佛堂焚香念经，从未间断。而且，老段在信佛之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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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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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话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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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各方的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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