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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又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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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字茂宸，人送绰号“郭鬼子”，1883年出生于奉天沈阳。郭松龄在清末的时候进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学习，后来又进了速成学堂，并在毕业后派送到北洋第三镇见习，之后又回到盛京将军衙门任职，深得统领朱庆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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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到四川，并在武昌起义后参与了四川的革命，但因川人的排挤，郭松龄随后回到奉天并于民国初年相继进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属于军界中典型的学院派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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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郭松龄一度南下广东投奔之前的领导、当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并担任了粤军警卫营营长，可惜的是，广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郭松龄无从施展其才华，最后还是返回了奉天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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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秦华（时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介绍下，郭松龄先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随后又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由此结识了一位贵人，这便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年出生，1919年的时候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军事，时年仅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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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公子爷，难免有纨绔子弟的风气，因而其他教官也就对他放松要求甚至放任自流，唯独郭松龄却不信这个邪，他对张学良像其他学员一样不加分别，同样给予了严格要求。由于郭松龄是学院派出身，也确实是有几把刷子，张学良很快便为其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功底所倾倒，并尊之以师，待之以友，由此确立了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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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随后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郭松龄也由此成为了带兵官并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一再升迁……与少帅同进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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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一看便是有大志的人。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春夏秋冬，郭松龄总是一身制服，面容严肃，其作风一向井井有条，生活上相对简朴。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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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皖战争后，张学良担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另外担任了其他职务，因此两旅合署办公，其训练、人员管理等工作也全部交由郭松龄负责，时人称之为“三八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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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对郭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完全放手让郭松龄训练军队；而郭松龄也对张学良衷心拥戴，恭顺服从，两人甚至结为了异姓兄弟。就像曹锟和吴佩孚的关系一样，张学良也常说一句话：“郭茂宸就是我，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的决定与作为，张学良基本都给予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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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精诚合作下，“三八旅”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由此也获得了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直奉一战失败后，张作霖整军备武，其中举措之一便要将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部队打造成奉军中的王牌军（即“二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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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被编为六个军，但其中的精锐部队是第一军和第三军（即“一三联军”），当时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但由于“一三联军”的干部大都是郭松龄所训练的，因而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实际上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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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郭松龄是靠着少帅张学良而青云直起的，而他这派势力的崛起难免和其他老的派系产生矛盾。当时的奉系可以分为这样三派：第一派是“绿林元老派”，譬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他们原本是一群绿林豪杰转化来的军中老粗，已经跟随了张作霖多年，地位根深蒂固；第二派是“日本士官派”，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这些人都是清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毕业生，当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奉军，其他军阀中也是屡见不鲜，譬如李烈钧、蔡锷、阎锡山等人，均可划入此派；最后一派便是以郭松龄为首的“北洋陆大派”，这一派人既包括了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包括了“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学生，其中便有魏益三、刘伟等中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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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中国人在一起便喜欢拉帮结派，几乎无处不党、无处不派，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党中无派、千奇百怪，奉军也是如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郭松龄这派人，他们年青、有冲劲，思想也比较先进，因而难免与那些“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发生矛盾冲突。再者，“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当时已经在位攘权，郭松龄这派人想要上位的话，必然引起另两派人的警觉和反感，并进而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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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郭松龄与杨宇霆的矛盾最大。首先，这两人都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其次，当时杨宇霆任奉军总参议兼参谋长，无论是政务还是军事，张作霖都倚之甚重，言听计从，可谓是奉军中极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掌握了奉军劲旅，背靠少帅张学良，可谓是旗鼓相当；因此，除了张作霖和张学良，奉系中竞争最激烈的便是杨宇霆和郭松龄，而且两人的政见一向不合，因为平时的争权夺势而积怨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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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办、杨宇霆做上江苏督办、姜登选则上任安徽督办，出力最大的郭松龄反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中颗粒无收。张作霖的想法，固然是传统的按资排辈，先照顾老同志，但对于郭松龄一派人来说，这就是奖赏不公，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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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原本是准备安排姜登选作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办的，但杨宇霆突然跳出来把江苏督办的位置给抢去，因而姜登选便代替了郭松龄出任安徽督办。郭松龄在此之前已经派出一个旅前往安徽蚌埠并做好了出任安徽督办的准备，谁知道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的激愤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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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也理解郭松龄当时的心情，他曾对郭的参谋长魏益三说：“将来他（郭）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尚需少安毋躁，届时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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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郭松龄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不想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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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前往各地占领地盘的大都是奉军的次级部队，其精锐部队“一三联军”改由“京榆驻军司令部”管辖，其中包括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外加工兵一团，兵力达七万五千人，这些便是奉军的最精华部分，而军权掌握者为少帅张学良，郭松龄副之。当张学良所兼职务太多，军权实际上掌握在郭松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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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郭松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特殊关系，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难免会对郭松龄产生影响。郭松龄和一般的北洋军人不同，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参加过革命，经历和冯玉祥类似，因此对军阀的那一套作风很看不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革命”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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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冯玉祥成功倒戈后，势力扩展迅速，这实际上是给郭松龄树立了一个榜样。相比而言，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实力远比冯玉祥在直系中更为优越，既然冯玉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那他也同样搞一下“反奉倒张”，自己当个东北王，那胜算应该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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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郭松龄倒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年他奉派前往日本观操时，偶然得知了日本与张作霖的卖国密约，出于爱国热忱而愤然倒戈。此次日本观操，冯玉祥也派了部下韩复渠前往同去，于是郭松龄便通过韩复渠与冯玉祥达成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共同反奉。与此同时，郭松龄又与同样受到排挤的李景林达成默契，准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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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返回沈阳，讨论对国民军的作战问题。郭松龄以为事已泄露，时不可待，便当机决定倒戈反奉，并于当天发出三道通电，宣布主和拒战，并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主政，严惩主战的罪魁祸首杨宇霆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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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郭松龄在滦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的“一三联军”军官有近百人，郭的夫人韩淑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会场气氛紧张，戒备森严，担任警戒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来回巡查。郭松龄在宣布反奉倒张之后，请愿意参加的各师长、旅长、团长在参战书上签字，不签的也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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