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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姜登选“穷兵黩武”,显然是帽子大了点,而未经审判便枪杀一位陆军上将,更是让奉军内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郭松龄这种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作法,实在是给对手加分而给自己减分的愚蠢之举。据揣度,郭松龄杀姜登选固然有个人嫌隙之原因,但很可能是要拿姜登选来“祭旗”,以表明自己“有进无退”的决心(其他造反者也亦当如此,不可抱有侥幸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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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拒绝了奉系其他派系的援手。比如与张作霖也有矛盾的阚朝玺、汤玉麟等人,在郭松龄起兵后也派代表前来表示接洽,但分别索要黑龙江或者吉林的地盘。但郭松龄只委派他们为总参议之类的虚职,对地盘的事不置一词,这使得阚朝玺、汤玉麟等人极为失望,最后转而投向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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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统率的军队的确是奉军中的最精锐,从宣布起事不到半个月,尽管其所部不断有人临阵投奉,但郭军还是相继击溃了张作相、汲金纯、张学良的守卫部队并于12月8日进占锦州,此时继续进军并攻下沈阳已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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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由于进兵速度过快,加上后勤等方面原因,郭军已经疲惫不堪,郭松龄也只好命令部队在锦州休整三天。由于郭军未能猛追穷寇,以至于奉军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吉林等方面的援军此时也源源不断的开到,这对郭松龄是极其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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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利用此机会加紧了与日本的勾结,并不惜签下密约,以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郭松龄起兵造反之后,日本方面也是极其关注,他们分别派出代表前往张作霖和郭松龄处打探,希望获得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对此,郭松龄只希望日本保持中立,并未答应他们的侵略要求,而张作霖则在失败的阴影下孤注一掷,答应了日本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要求(这也在后来引发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条件就是日本关东军协助奉军击败郭松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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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张作霖的保证后,日本随即向东北调集军队,并警告郭松龄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里内,否则关东军将采取非常措施。换句话说,南满铁路以东便成了张作霖的安全地带,而郭松龄的部队只能沿着锦州北上进攻沈阳。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为张作霖刺探军情,指引目标,甚至派日军穿上奉军的服装帮助张作霖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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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郭松龄部北上占领新民之后,与奉军在沈阳北边的巨流河一带展开决战。由于奉军以逸待劳,又有空军和大队的骑兵相助,而郭松龄的部队久经跋涉,补给不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12月22日,双方展开最后决战,由于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已经暗中投靠了奉军,致使郭军中唯一具有优势的炮兵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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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郭松龄部全线崩溃,后方司令部也被吴俊升的骑兵所包围。12月24日清晨,郭松龄夫妇率少数随从逃出白旗堡,但很快又被奉军王永清所部骑兵追上,在混乱之中,郭松龄的随从幕僚林长民被乱枪打死,饶汉祥在混乱中逃走,而郭松龄夫妇失踪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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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的知名政治活动家,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便已是明星式的人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名气。可惜的是,民国的政坛是以枪杆子来说话的,林长民、梁启超这些人空有一身智慧和理想,尽管他们组织了“宪友会”、“进步党”等一个又一个的政党,但终究是仰人鼻息,有志难酬。当年的五四运动,便是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首先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外交失败的消息,最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郭松龄起兵后,林长民受郭之邀,欣然入幕,不料遭此惨败,死于乱军之中,也属可惜。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有一女名林徽因,得一佳婿曰梁思成(梁启超之子),皆为民国才子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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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饶汉祥,之前已经多次提及,他原本是黎元洪的主要幕僚,兼有“文胆”之称,其独创的骈体电文更是风靡一时。在黎元洪失败并退出政坛后,饶汉祥也随同归隐,但不知为何,这次他也参与了郭松龄的起兵,并为之起草讨奉电文多篇。郭松龄兵败后,饶汉祥侥幸逃脱,回乡两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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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松龄夫妇,当时躲进了一个农家的菜窖里,但后来被人举报,结果双双被擒。在报经张作霖批准后,郭松龄夫妇于12月25日被枪杀于辽河之畔。行刑前,郭松龄说:“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夫人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亡。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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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夫妇被杀的当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关外大地白雪茫茫,狂风呜咽。是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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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张家的子弟兵去造老张家的反,郭的失败并非偶然。民国初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如“君君臣臣”、“忠义孝悌”等“封建道德”仍旧是当时的主流,张作霖经营东北数十年,有礼于士大夫,有恩于士卒,其军心所向,仍在老张家,这在郭松龄进军途中不断有部队投奔奉军可以看出。既然郭松龄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其败走麦城的结局,应是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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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夫妇被杀后,张作霖命将其尸体拉至沈阳暴尸三天,后由张学良派人收容火化,算是对旧友的一个交代。人生的命运难以琢磨,历史也是如此。郭松龄从起兵到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其经历如同划过夜空的闪耀流星,固然是昙花一现,却在历史中留下了凝重一笔。郭松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张作霖父子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作霖原本是希望靠张学良、郭松龄的这支精锐之师去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大业的,但郭松龄的反戈一下就把这个迷梦打了个粉碎。由此,奉系也就由盛转衰,精神气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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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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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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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松龄与奉军苦战之时,其盟友的异动或者说盲动,也是导致郭松龄反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郭松龄与李景林的协定,李景林应获得直隶和热河地盘,但郭松龄起兵后,冯玉祥却立即派宋哲元部直取热河,而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则攻占保定,并试图夺取直隶的其他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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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的异动立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和警觉,他之所以加入郭冯联盟,主要还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从奉系中独立出来,但国民军的步步紧逼非但让他失掉已有的地盘,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张作霖派代表许兰洲前来游说,劝告他脱离郭冯联盟,并对他之前的反奉的通电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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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衡利益之后,李景林决定同国民军决裂并重新投入奉系的怀抱,随后他便将郭松龄交他关押的奉军将领全部送回沈阳,以示对张作霖的忠心。按之前的约定,国民军应当是协助郭松龄攻奉的,但现在却变成了盟友之间的地盘之争,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拖了郭松龄的后腿。国民军这种挖盟友墙角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浑水摸鱼的短视之举,这非但把李景林推到了对立面,也使得之前的大策略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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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民军与李景林已经决裂,双方也就撕破脸在天津一带展开大战,其战局的结果将决定直隶的归属。在郭松龄逼近沈阳的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部、郑金声部和国民二军的邓宝珊部、国民三军的徐永昌部分别从北路和南路夹击天津一带的李景林部,双方在北仓、杨村、马厂、落垡一带反复争夺,彼此都伤亡惨重,但激战数日仍旧未分胜负,倒是列强的外交团拿出《辛丑条约》关于京津沿线不得驻兵打仗的条文屡加抗议,但此时军情如火,谁还会顾及你这个劳什子条约不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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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见天津久攻不下,随后便从热河绥远调来宋哲元、李鸣钟部,而李景林也慌忙请求山东的张宗昌调集援军。在郭松龄最终兵败之时,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天津一带展开决战,最终李景林的部队战败并放弃天津,退往沧州、德州一带,而李景林本人则先逃入租界,随后又从海路经青岛到达济南,并继续指挥他那些退入山东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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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军赢得了这场对李景林的战争并夺取了热河与直隶地盘,但从全局来看,这种违约异动实质上是错失了消灭张作霖势力的最好机会。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作霖很快恢复元气,并要找国民军算总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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