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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张作霖的保证后，日本随即向东北调集军队，并警告郭松龄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里内，否则关东军将采取非常措施。换句话说，南满铁路以东便成了张作霖的安全地带，而郭松龄的部队只能沿着锦州北上进攻沈阳。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为张作霖刺探军情，指引目标，甚至派日军穿上奉军的服装帮助张作霖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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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郭松龄部北上占领新民之后，与奉军在沈阳北边的巨流河一带展开决战。由于奉军以逸待劳，又有空军和大队的骑兵相助，而郭松龄的部队久经跋涉，补给不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12月22日，双方展开最后决战，由于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已经暗中投靠了奉军，致使郭军中唯一具有优势的炮兵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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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郭松龄部全线崩溃，后方司令部也被吴俊升的骑兵所包围。12月24日清晨，郭松龄夫妇率少数随从逃出白旗堡，但很快又被奉军王永清所部骑兵追上，在混乱之中，郭松龄的随从幕僚林长民被乱枪打死，饶汉祥在混乱中逃走，而郭松龄夫妇失踪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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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的知名政治活动家，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便已是明星式的人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名气。可惜的是，民国的政坛是以枪杆子来说话的，林长民、梁启超这些人空有一身智慧和理想，尽管他们组织了“宪友会”、“进步党”等一个又一个的政党，但终究是仰人鼻息，有志难酬。当年的五四运动，便是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首先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外交失败的消息，最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郭松龄起兵后，林长民受郭之邀，欣然入幕，不料遭此惨败，死于乱军之中，也属可惜。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有一女名林徽因，得一佳婿曰梁思成（梁启超之子），皆为民国才子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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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饶汉祥，之前已经多次提及，他原本是黎元洪的主要幕僚，兼有“文胆”之称，其独创的骈体电文更是风靡一时。在黎元洪失败并退出政坛后，饶汉祥也随同归隐，但不知为何，这次他也参与了郭松龄的起兵，并为之起草讨奉电文多篇。郭松龄兵败后，饶汉祥侥幸逃脱，回乡两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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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郭松龄夫妇，当时躲进了一个农家的菜窖里，但后来被人举报，结果双双被擒。在报经张作霖批准后，郭松龄夫妇于12月25日被枪杀于辽河之畔。行刑前，郭松龄说：“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夫人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亡。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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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夫妇被杀的当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关外大地白雪茫茫，狂风呜咽。是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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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张家的子弟兵去造老张家的反，郭的失败并非偶然。民国初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如“君君臣臣”、“忠义孝悌”等“封建道德”仍旧是当时的主流，张作霖经营东北数十年，有礼于士大夫，有恩于士卒，其军心所向，仍在老张家，这在郭松龄进军途中不断有部队投奔奉军可以看出。既然郭松龄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其败走麦城的结局，应是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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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夫妇被杀后，张作霖命将其尸体拉至沈阳暴尸三天，后由张学良派人收容火化，算是对旧友的一个交代。人生的命运难以琢磨，历史也是如此。郭松龄从起兵到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其经历如同划过夜空的闪耀流星，固然是昙花一现，却在历史中留下了凝重一笔。郭松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张作霖父子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作霖原本是希望靠张学良、郭松龄的这支精锐之师去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大业的，但郭松龄的反戈一下就把这个迷梦打了个粉碎。由此，奉系也就由盛转衰，精神气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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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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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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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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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松龄与奉军苦战之时，其盟友的异动或者说盲动，也是导致郭松龄反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郭松龄与李景林的协定，李景林应获得直隶和热河地盘，但郭松龄起兵后，冯玉祥却立即派宋哲元部直取热河，而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则攻占保定，并试图夺取直隶的其他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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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的异动立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和警觉，他之所以加入郭冯联盟，主要还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从奉系中独立出来，但国民军的步步紧逼非但让他失掉已有的地盘，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张作霖派代表许兰洲前来游说，劝告他脱离郭冯联盟，并对他之前的反奉的通电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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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衡利益之后，李景林决定同国民军决裂并重新投入奉系的怀抱，随后他便将郭松龄交他关押的奉军将领全部送回沈阳，以示对张作霖的忠心。按之前的约定，国民军应当是协助郭松龄攻奉的，但现在却变成了盟友之间的地盘之争，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拖了郭松龄的后腿。国民军这种挖盟友墙角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浑水摸鱼的短视之举，这非但把李景林推到了对立面，也使得之前的大策略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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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民军与李景林已经决裂，双方也就撕破脸在天津一带展开大战，其战局的结果将决定直隶的归属。在郭松龄逼近沈阳的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部、郑金声部和国民二军的邓宝珊部、国民三军的徐永昌部分别从北路和南路夹击天津一带的李景林部，双方在北仓、杨村、马厂、落垡一带反复争夺，彼此都伤亡惨重，但激战数日仍旧未分胜负，倒是列强的外交团拿出《辛丑条约》关于京津沿线不得驻兵打仗的条文屡加抗议，但此时军情如火，谁还会顾及你这个劳什子条约不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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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见天津久攻不下，随后便从热河绥远调来宋哲元、李鸣钟部，而李景林也慌忙请求山东的张宗昌调集援军。在郭松龄最终兵败之时，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天津一带展开决战，最终李景林的部队战败并放弃天津，退往沧州、德州一带，而李景林本人则先逃入租界，随后又从海路经青岛到达济南，并继续指挥他那些退入山东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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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军赢得了这场对李景林的战争并夺取了热河与直隶地盘，但从全局来看，这种违约异动实质上是错失了消灭张作霖势力的最好机会。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作霖很快恢复元气，并要找国民军算总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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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北方的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的奉军有惊无险；国民军占领天津和直隶地盘，李景林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吴佩孚东山再起，并由“联冯讨奉”转变成“联奉讨冯”……看来，吴佩孚对于冯玉祥的倒戈深恶痛绝，势必要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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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结束后，国民军势力达到鼎盛时期，他们拥有了40余万人马，并据有北京、天津、直隶、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大片地盘，成为军阀中最大的势力。但经此变动后，奉军张作霖、直鲁联军和吴佩孚势必联手对付国民军而使得他们将腹背受敌，总体局势对他们却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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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的是，国民军内部也不统一，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比如在直隶被打下来之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与孙岳的国民三军都想把直隶划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连冯玉祥也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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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张作霖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提出联合对付国民军的问题。吴佩孚接电后立刻表示同意，并发自内心的回电痛骂冯玉祥：“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由此，张作霖与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从敌人又变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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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系、奉系重新携手的压力和国民军内部矛盾纠葛的重重困扰下，冯玉祥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1926年1月4日，在把烂摊子丢给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后，冯玉祥途经库伦转往苏联参观学习。可惜的是，冯玉祥的退让非但没有改变张作霖、吴佩孚对国民军的切齿仇恨，反让国民军陷入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之中。十日后，张作霖的奉军、直鲁联军、吴佩孚部相继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爆发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奉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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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兵败的时候，还有一支精锐部队原封未动，那就是他的死党、原炮兵旅旅长魏益三统率的第五军。郭松龄之所以未能将魏益三的第五军调往前线，主要是因为李景林已经背约投奉，为了防止李景林从背后偷袭，这才将魏益三部留在山海关一带监视李景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