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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为防止直鲁联军利用外国船只做掩护进行登陆，随后封锁了大沽口一带海面，并熄掉航标灯、设下水雷，以禁止船只通过。国民军的行为立刻遭到了列强外交当局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国民军的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天津港不设防的规定，并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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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争端纷纷扰扰间，强悍的武夫们并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因而战争也仍旧在继续进行。3月下旬，奉军与吴军分别在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以策应中路的天津之战。在奉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军节节败退，相继退出了滦州、唐山等地，而吴佩孚的军队也北上占领了石家庄，直逼京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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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一向喜欢落井下石的山西督办阎锡山也趁机出兵京汉路，威胁国民军的后路，这下国民军立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3月21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发表求和通电，并于次日下令总退却，将津浦线、京汉线的所有军队全部撤到京畿一带，直鲁联军也就此夺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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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军试图拉拢吴佩孚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势力，而吴佩孚所部的靳云鹗等人也认为奉系是最大的敌人，他们重新主张最初提出的“联冯讨奉”之策，但吴佩孚心里太恨国民军了，他非但拒绝了靳云鹗的提议，对前来议和的国民军代表也只有一句话：“除了缴械，别无其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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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奉军占领通州，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南苑，吴佩孚的部队也抵达了西苑，此时国民军已经大势已去，如果再不撤退的话，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就在当日，国民军余部撤出北京，退往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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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虽然退出了北京，但实力尚在，张作霖和吴佩孚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为了防御张作霖、吴佩孚军队的进攻，张之江将在南口一线的国民军分为两路：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率郑金声、方振武、徐永昌等部防守多伦至南口一线；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防守晋北一带，并对阎锡山的晋军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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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打败，便要西进夺取山西地盘，这下把一向喜欢搞机会主义的阎锡山给吓慌了手脚。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便盘据山西十多年，为了防止外省势力进入，他连山西的铁轨都搞成了窄轨，目的就是防止外省军队长驱直入。但是，此刻国民军慌不择路，阎锡山虽然“我不犯人”，可国民军却“人要犯我”，如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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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老西的晋军战斗力显然和国民军不是一个档次，石友三、韩复榘部随后便轻松的攻入大同、雁门关一带，这下可把老阎给急坏了。好在这时奉军和吴佩孚的直军已经解决了内部的危机，可以随时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进攻了，这才把阎锡山从危局中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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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国民军在山西攻城拔寨的时候，张作霖的奉系与吴佩孚的直系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继续进攻国民军，这就是直鲁联军的李景林和力推吴佩孚出山的靳云鹗。吴佩孚在与张作霖协商后，靳云鹗被撤职，怀有异心的李景林部则被张宗昌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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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联盟的两巨头意见一致，那就是要彻底解决国民军。6月底，吴佩孚发出总攻击令，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总攻，但此时吴佩孚的部队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王牌第三师了，因而进攻了半个月也不见起色，这时张作霖和张宗昌在旁边看不下去，只好改由奉军与直鲁联军担任主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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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1日，奉直联军发动全线总攻击，张学良、张宗昌、吴佩孚均亲临前线指挥，战况异常惨烈。国民军尽管奋勇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全线崩溃，并于8月13日放弃南口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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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倒，国民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奉直联军的追击和阎锡山的围追堵截，最后国民军被打得不复成军，韩复榘等人投奔了阎锡山，而张之江等人率残部向绥远、甘肃等方向溃逃，最终只剩下五、六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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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不要紧，此时冯玉祥已经从苏联返回，他的老部队虽然遭遇惨败，但毕竟基干队伍还在，在苏联和南方的北伐军帮助下，国民军的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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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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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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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段祺瑞下野后的北洋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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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口之战结束后，军阀间的混战也就暂时告一段落，这里却要补述一下北京政局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在直鲁联军与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激战的时候，国民军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而将大沽口一带海面封锁，这引起了列强们的强烈抗议。其中就有一两个不信邪的列强，他们调来军舰硬闯天津港，结果与国民军发生冲突，进而酿成了北京的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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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两艘日本驱逐舰开至大沽口海面挑衅，结果引发了与国民军的互相炮击，双方各有伤亡。日舰见讨不到便宜，便退出大沽口海面，并由日本外交当局向段祺瑞的执政府发出抗议，要求严惩中方肇事者并赔偿日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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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的无理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这时正是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的非常时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这让段执政感到非常难办。让老段更为难的是，当时北京的民众运动再次兴起，其规模已经不下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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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次列强仰仗的，仍旧是那个最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前一年，上海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如今血仍未冷，帝国主义再次欺压到中国人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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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在地下活动家们的策划下，2万多大中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随后，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的怒吼下，又有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由于前一天有请愿代表同段祺瑞的卫队发生过流血冲突，因而这次来的游行队伍一则人多势众，二来情绪也比较激动，因此卫队也添加了人员，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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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无组织甚至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都是极容易失控或者容易被坏人利用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面见执政段祺瑞、代总理贾德耀的要求被卫队拒绝后，游行队伍中的激进分子情绪明显失控，这些赤手空拳的年轻人把怒气发泄到卫队身上也就是情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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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误事而又被牺牲掉的也是这些人，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一方，中国人都明显缺乏有风度对抗的基本意识，强者不肯妥协，弱者不肯宽容，因而暴力之后还有暴力，革命之后还有革命，专制结构循环不止，暴力统治生生不息。这一个又一个的血案，不过是给这种不宽容、不妥协的暴力文化添加一个新的注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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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执政府的卫队首领既缺乏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当时也没有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镇暴工具，结果便像清末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一样，局势的不可控终究酿成了惊天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