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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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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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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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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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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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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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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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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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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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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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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大，水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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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记于2010年11月悉尼－北京－广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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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引子 帝国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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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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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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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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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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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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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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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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