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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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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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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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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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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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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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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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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雨大，水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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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记于2010年11月悉尼－北京－广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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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引子 帝国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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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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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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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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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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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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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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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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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此时已成为东北亚国际争斗的焦点，起于俄国赤塔的“东清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长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划归了日本，那就是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南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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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为弱小的比利时等国都纷纷各显神通，胡萝卜与大棒齐飞，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翻开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几乎就是一部铁路争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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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分别成为大清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这条将带领大清国“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却最终将大清国导向了死亡之路，出轨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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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之路，源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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