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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三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写在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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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时10分，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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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无远弗届地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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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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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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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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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忧外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接连创下了国家赔款的历史纪录，并且在可以预计的人类历史范围内将继续保持这一纪录，大清国却依然是一只令全世界资本都垂涎欲滴的、能下金蛋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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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坐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赌局的筹码。按照当时报刊所描摹的，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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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投资行为则被许多人看做是借贷行为。包括川路公司，尽管股本来自巧取豪夺，却也向股东们既支付股息又支付红利（当然无法兑现）。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忘乎所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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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的严重缺失，不仅没有通过股市得到缓和，反而将股市带动成了一个赌场。“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大清国虽然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却依然是人生悲剧之一，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炒作股票的背后，其实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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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大清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而在腐败的国内政治诱导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国有资金，甚至借贷资金，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涌向租界，一方面寻求在黄龙旗下无法获得的安全，另一方面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并通过租界内的上海证交所与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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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梦尽头是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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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崩盘，钱庄倒闭，政府救市，很多损失还是无法挽回。川汉铁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作为川路公司CFO（总收支）的施典章，原想通过盘活350万的公款而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但是，巨款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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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1910年6月，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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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盘。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巨大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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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亏3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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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到美国紧缩政策相关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收回了贷款，从而造成了银根进一步收紧。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随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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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了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他在正元和兆康两家有实际投资，在谦余虽无实际投资，却也列名股东，关系紧密。陈逸卿本人身兼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得化洋行三家外企的买办，而兆康钱庄中的另一股东戴嘉宝也是德资裕兴洋行的买办。这样的身份，令陈氏麾下的三家钱庄得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橡胶股票的原始股——当然是溢价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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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系钱庄成为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陈逸卿的算盘打得并不错：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边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应该是一门风险并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这一生意越做越大，陈逸卿的资金链便开始绷紧。此时，他的人脉再度发挥了作用：各大洋行宣布，正元等三家钱庄出具的庄票兑换期限可以由原先的10天延长到30天，这等于将陈系钱庄可以调用的资金额度放大了三倍。庄票也就是常说的“银票”，类似今日的银行承兑本票，钱庄在兑付时认票不认人，等于是现金。花旗、华比、怡和三家外资银行，还向三家陈系钱庄发放了100万两的特别贷款。在这样强力的支持下，正元等三家钱庄共发放了600万两的庄票，大大超出了其所能承担的风险。仅正元一家，收购囤积的橡胶股票就高达300万～4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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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系钱庄带动下，与他们往来密切的另五家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也大规模地为购买橡胶股票发放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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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这就是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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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公司，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任何差别。施典章，一位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作为被中央政府任命的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已经在上海坐镇5年，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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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章正是陈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达50万两，在兆康达到38万两，在谦余达到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而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此外，施典章还将另外一笔95万两的巨款存入了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从事后江苏和中央政府的两个专案组审查来看，这笔存款实际上是私自放贷，与利华银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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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章交给陈逸卿进行资本经营的公款，达到了200多万两之巨，占到陈系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在当时一片看多的风潮中，这不仅是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但是，美梦的尽头是一场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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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这样评价橡胶股灾：“方橡皮股票之初流行也，沪市逐利者争相购买，欣欣然有喜色，以为非分之财从此可大发矣，谁意不旋踵而前之妄想发财者，至于荡产倾家，而祸犹未已，害中于金融而毒波于外埠，风潮所激荡，乃至市面岌岌不可以终日，亦可谓大惩而大诫者矣。顾以吾民之愚而无远虑，一闻横财之来，辄心旌摇摇而不能自主，虽明知其有无穷之害，而以利令智昏故，终思姑为万一之谋，今纵其创已甚，而他日未必能痛定思痛也，嗟乎，民智未开，民德未进，祸患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可悲而可痛者，夫岂止此橡皮风潮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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