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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卿被捕后，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租界法院，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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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的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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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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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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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有官方背景，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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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可将农、工、路、矿诸政择举行，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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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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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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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中央政府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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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府的雷厉风行下，巨额公款被提取，这等于抽干了源丰润的最后一滴血，它终于支持不住，轰然而倒。源丰润倒闭的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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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度支部的角度看，严厉斥责上海官方完全占理；但从全局的角度，这显然造成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结果。如果中央政府当时更有全局眼光，先从国库中垫支一下，对付过去到期的赔款支付，再来从容弥补橡胶股灾带来的损害，上海的金融风暴本不至于对国家经济乃至执政的基础造成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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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熊掀翻了大清国，当然，熊的背后还有更令人敬畏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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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二章 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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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被当股东”的7000万四川人被腐败案黑幕激怒了，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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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轨下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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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本来以为办的是一件渎职案，清理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除了违反规定在钱庄超额存款外，借着修筑铁路发财的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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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月18日，广东人最爱的发财吉日，身在上海的广州市前市长（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发的迹象。上海其实并不热，因坐江面海，其实比重庆、成都要凉爽许多，但施典章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而且是麻辣热锅上的。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昨天，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此时距正元钱庄在股灾中倒闭还不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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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竟是大清国开放的最前沿，地方当局面对股灾这类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而且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其反应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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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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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市长早已不是市长了，还保留着公务员的身份和厅局级干部的级别，官场商场应酬时人们还称呼他为“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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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是施总，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五年前（1905年），当他带着干部身份这一救生圈下海时，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经在两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办，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依然由上级指定而非股东会推选。施总成了众多兼跨官场、商场的“两栖干部”之一，头上帽子红灿灿，保障着退路，而腰里钱包则是鼓囊囊的，代表着一个弄潮儿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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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章并不满意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参加工作以来，在官场中辗转迁徙，他也就先后混了个琼州（海南岛）和广州的知府。当年的琼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有点门路的干部都不想去这样的地方“大有作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几年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终于熬到了广州知府，一跃进入大清国搞“洋务”的一线干部行列。广州此时虽被上海压了一头，但好歹也还是繁华所在，这令籍贯四川泸州的施典章成为川籍干部中少数号称懂些洋务、懂些经济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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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章这个官当得很平淡，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唯一能被算上轶事的，大概是后来的北师大校长、广东新会人陈垣在参加广州府试时曾受到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难。施典章在陈垣的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陈垣因此被排除出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陈垣后来回忆此事，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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