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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本来以为办的是一件渎职案，清理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除了违反规定在钱庄超额存款外，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根据公司账目，施典章在正元钱庄所存公款应为50万两，但钱庄方面却只认账40万两，并且向专案组提供了一张加盖着川路公司专用印章的收据：施典章已经取款10万两。同样，在存放了38万两公款的兆康钱庄，专案组也发现施典章已经取走了其中的10万，余额仅有28万两。而这两笔共20万两的取款，在公司账簿中毫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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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紧急提审施典章。施典章辩称提取的并非公款，而是帮朋友经手的私款，是拿朋友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而从钱庄得到的贷款，与公司无关。此说如果属实，则吃进股票作为抵押物的钱庄只能自认倒霉。正元钱庄的经理何兆政坚决否认施典章的说法，钱庄手握川路公司提款收据，手续清晰，证据确凿。专案组最后认定，施典章涉嫌挪用乃至贪污公款20万两，必须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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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陈逸卿做股东的三家钱庄违规存款外，施典章还在陈逸卿担任买办的一家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存放了95万两的公款。公司账目显示，这笔存款在3月份时被提取了20万两。在5月份又提取了15万两，却记载为“兰格志抵款”（兰格志橡胶股票），也就是说，这15万两被用于公司购买兰格志股票。公司账目显示，利华银行的存款余额应为6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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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典章却提供了另一说法。他解释说，以公司名义购买的兰格志股票总共485股，每股进价1750两，另加了5两的虚头，加上手续费等，总共入账开支为852990两。而资金则有55万两来自公司现金储备，29万两来自汇丰银行和义善源钱庄的抵押贷款，抵押物就是这批购进的兰格志股票，其余一些小的余款则由施典章本人垫付。根据施典章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动用利华银行账上那15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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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专案组怀疑利华银行那15万两其实已被施典章侵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份所谓的利华银行的存款协议中，居然没有银行的信用戳记，也没有洋商的签字，而只有施典章与陈逸卿两人的签名盖章。更为可疑的是，作为外资银行出具的存款协议，居然没有载明明确的存款数额，而只写了个模糊的“95万两以内”。而且，协议还约定存款到期后，川路公司不得自行向利华银行提取，只能由陈逸卿个人负责归还。专案组因此认定，这一存款实际与利华银行无关，而是施典章与陈逸卿之间的私下放贷，陈逸卿既然已经破产，该笔存款“亦与被倒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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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典章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也被专案组发现了重大疑点。施典章是在5月份购入该股票的，遍查当时的股票报价都在1400～1500两之间，每股至少虚报了250两的“花头”，总共虚报了12万两。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簿上“渺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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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震惊了的江苏专案组，立即将此案情逐级上报给了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批示下，负责全国铁路建设的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却发现：在案发前两年，施典章还曾经向陈逸卿名下的其他两家钱庄分号存入款项，而且居然都是在这两家分号宣布倒闭之后。此外，施典章还曾将一笔17万两的公款私自移存至汇丰银行，公司账上亦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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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举报线索，邮传部专案组在陈逸卿的一家钱庄分号内查获一个账簿，详细记载了与施典章之间有关的一笔60万两放贷的往来细目。这就是公司账簿上所谓利华银行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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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邮传部专案组认定：施典章“滥放路局所存之亩捐公款”，350万两公款被“亏挪竟至200万两”，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绝不是什么“盈亏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购买兰格志股票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浑水摸鱼；施典章将公款私存到汇丰银行及已经倒闭的钱庄，数额巨大，情迹可疑，“迹近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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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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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却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场远比金融风暴更为可怕的飓风正在青萍之末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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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老子扒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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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租股”，是中央政府批准的为修建铁路筹款的方式之一，它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四川全省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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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宣武门外的永光寺西街是个热闹的所在，全蜀会馆（四川会馆）以及广东的新会会馆和顺德会馆都在这里。1910年9月10日，全蜀会馆聚集了一大群四川老乡，格老子见格老子，倒也不必卷着舌头说那一口带着麻辣味的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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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会场，那浓烈的麻辣味变得十分呛人，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上海股灾巨额亏损怎么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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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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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股灾后在京的川路股东第一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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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找政府，这是大清国历来的传统，倒不是商人们天生软骨，而是政府实在太强、太有才了。川人兀自在集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最后还得落实在那张充满了谦卑哀求的状子上面。会议的决议其实很简单：要求在北京对违规入市、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提起诉讼，请各有关部门主持公道，同时立即派人到上海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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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有人认为仅针对施典章是不够的，施典章出问题，主持公司大政的驻京总理乔树枬难辞其咎，应当责令乔树枬承担连带责任，负责追还损失。借着上海股灾，川路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变得更为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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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股东会随后还开过不少次，紧张程度逐渐升级。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决议如下：在京同乡官绅向邮传部和都察院递交联名信，要求在上海的川路董事向上海道署起诉，并请求政府立即查封施典章的家产；致电四川总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在下个月的常会上选举新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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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在京股东会议的名称升格为“川汉铁路维持大会”。会议一开始，便明确宣布其宗旨是“对付乔树枬，不认借外债”。“对付乔树枬”是高级管理层的内斗，而“不认借外债”是要维持现有管理层对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后，一份洋洋洒洒的联名控告信就呈递到了邮传部，信的标题是《川路总理援私舞弊》，控告乔树枬执掌川路大权，却从来没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过一次股东会议，也未派人查账，导致公司内部“百弊丛生，毫无觉察”。控告信说，考虑到施典章正在积极准备外逃香港，请求中央政府立即责成上海方面将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产，“以备抵债”，同时“饬令乔树枬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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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份以“四川绅民”名义提交给大清资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乔树枬欺上瞒下，令邮传部和四川总督“皆处被动之地位，藉以压制我全川股东，虽百控而莫敢与抗”。信中说，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员工周维纶曾向商部举报，却被下令递解回原籍，结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员工邓代聪向都察院上访，也被关押到京郊大兴县的牢房里。这次施典章在上海酿成巨亏，邮传部不闻不问，不仅拒绝代向皇帝转交川路股东们的请愿书，反而将举报信等转给四川总督处理，而四川总督又转回给乔树枬处理。显然，乔树枬的幕后撑腰者已经成为控告的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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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们还指控，在股灾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钱庄晋益升、元源、厚大倒闭，川路公司因此亏损了12万两，乔树枬并没有及时召集股东会议对施典章进行问责，导致一年后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灾中遭受巨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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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股东的这些指控，川路总公司发表声明为乔树枬开脱。声明说，施典章于1905年即已被任命为总收支，而乔树枬在1907年才被任命为驻京总理，各有专责，“自不能代任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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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树枬也在报上发表长篇大论，逐一反驳对他的指控。他多次强调自己只是驻京总理，“既非全路总理，又无节制沪局之权”，因此“无从为奥援，更无从为祸始罪魁”。他虽被任命为川路的驻京总理，但其实从未真正到任，本职工作还是在教育部（学部）。至于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义推荐和安插私人亲信，乔树枬反驳说：所有参与推荐川路干部的京官都是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压力；而那些被推荐的干部都经过了总公司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后，才报请四川总督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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