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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四川省谘议局成立。这是大清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中央政府本是希望这类地方议会的组建，不仅能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进行牵制，而且能以此扩大执政基础，为民意参与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渠道。于是，川路公司的账目问题，成为四川省谘议局的重点监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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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四川省谘议局通过整顿川汉铁路案，以立法者的身份，从筹集股本、修订章程、清查款项、整理财务四方面对川路公司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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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议局指出，投资铁路“公足以利国福民，而私亦足以养身赡家，此理人人皆能言之”，但川民们之所以还在“望而生畏，不肯投资购股者”，正是因为“公司管理不善，成不成未可知，利与害自不计耳”，要求川路公司从排除这些障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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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章程方面，川路公司外挂商办之名，却无商办之实，管理人员均由政府委任，而不是股东会任命。一切用人行政多未遵照《商律》，“出股份者，不得《商律》上应享之权利，人非至愚，孰肯投资”。谘议局要求川路公司立即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公司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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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账方面，虽然部委清查两次，但股东没有直接参与，终究还是“不能泯局外人之疑虑”。谘议局认为，股东投资一种事业最为看重的“在于监视出入，较量锱铢，稍一不当，顿生乖离情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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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整顿财务方面，谘议局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司现在“寄放资本，散存各处，毫无统一，久耗可虑”。而且公司“开支每多浮滥”，“寸路未修，而耗款如是之巨，凡此皆宜整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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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谘议局主导和支持下，川路股东成立了董事会，其所聘任的查账人郭成书、陈一夔等一时成为全四川最忙碌也最引人瞩目的人。但川路公司账目经手人周文彬拒绝交出账簿，在多方压力下才挤牙膏一般交出167本账簿，随后又陆续交出73本。后经股东会决议，要求全面查账，周文彬又拿出70多本。查账人发现这些账本账目含混，无可对证；可周文彬再也不肯交出底账，狡辩说早就交完了。1909年11月查账人开始清查成都公司的账目，到1910年的6月，足足7个多月才基本完成，提交了“错误”、“浮滥”、“侵蚀”三张表，密密麻麻，报给董事局及四川总督。而被周文彬藏匿的那些账簿，直到1911年1月1日经成都某印刷公司的经理熊某举报，才在该印刷公司内起出了4本底账，中间抽篇换页、挖补涂改，层见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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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总公司的纸面查账。要全面弄清川路公司的账目，必须将总公司的账与上海、武汉、宜昌及北京四家分公司的账相比对。因此，1910年7月，查账组开始派人奔赴各地，没料想其间上海股灾爆发，查账任务愈发艰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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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账的艰难，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外，还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川中7000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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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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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因此也最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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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远比一些欠发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200多万两，仅略低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正如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四川的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这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清朝廷则莫名其妙地成为民意痛恨的对象，为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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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充等地出台的土政策是，将股份再切小，除了50两的大股外，还设了5两的小股，以便农民们积少成多后兑换大股。但即使5两的小股，农民们也往往得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攒够，在这之前，只是由征收员出具白条小票，上面写明已收多少，待凑成股数后再换发股票，而未发股票前则不给利息。当农民凑成“小股”（5两）后，只是换发一张“另票”，依然不给利息。而省里是按照各县的总额下发股票，并按照股票的数额下发每年6厘的股息。如此一来，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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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发现租股利息被中饱鲸吞后，曾经专门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无论何项股本，一律给息，路成后复与分红……似此名实乖违，弊端百出，若不从严整顿，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他还亲自查处了一批干部，但他的个人努力在官僚机器的强大化解之下毫无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层干部，埋下了日后被残酷处决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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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统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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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籍干部、财政部科员（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痛陈川路租股的危害。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据杜德舆的调查，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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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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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农民都将租股当作出钱免祸、无力对抗的捐税（留日学生语），他们无法等到凑够50两当劳什子股东，为了换得现银，多将手中的股权低价卖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级市场”的畸形繁荣，收购者多是富商及公务员们，“有二十余金而得五十两之股票者”（《汪穰卿遗著》），农民的折损率高达60％，购入者则可坐享暴利。日后保路派所谓的7000万股民，其实主流只是那些揣着大把股票的有权有势者。这也是盛宣怀等中央官员坚决顶住压力，坚持认为租股就是变相捐税，不为川路腐败亏损埋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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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民怨沸腾，一方面却是中饱私囊，川路的资金筹措和全面开工建设遥遥无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苏一日民困”就成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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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算了一笔账：川路总预算在9000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现在已开工的200里计划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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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甘大璋似乎忽略了：川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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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三章 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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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口水不能当做经济的饭碗。1911年5月，清王朝“铁路国有”政策粉碎了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财梦，别有用心的表演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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