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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为缴付第二期赎路借款，湖南的“鸡头们”把粤汉干路黄高段低价卖给广东公司，又以三水支路湖南所应得之权利相抵押。第二年10月，因公司任人唯私，用财过滥，不少股东担心资金安全，坚请退股。几番折腾后，这家“爱国鸡头”只好想办法引进外资，这本是他们最反对的，却被官方阻止，最后依然要靠强行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铺租股、廉薪股，做回了自己最为拿手的“二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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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不曰谋公益，必曰图进步”的士绅们，杨毓麟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求其实在，大要不外争得一总理、协理之位置，谋得一每月数百金之薪资，视路局为菟裘，借公义相攘夺。”这些士绅们“对于国家颇欲脱离行政官吏之范围，故必冒称商办；对于社会又欲脱离财产法团诸份子之监督，故必借名官督，或虽未至冒称官督，而实则倚赖行政官吏，以阴谋自便，与官督无异……数月以来，种种怪象，层见错出，殊有足令人骇愕怛悼，不知所措者。不谓吾国士夫借收回权利之美名，文萁帚诟谇之弊俗，至于此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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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铁路的腐败是大清国上下的共识，人们曾乐观地认为民营铁路能“抗腐蚀，永不沾”：“铁路由国家办理，不过任命官吏为之，虽云有纪律易于束缚，然国家非有特殊之神异，官吏亦不皆可信用，岂私有之弊，官办即能铲除净尽乎？况用款不能如人民之节省，治事不能如人民之周密，交接不能如人民之亲切，此官办之所以不如民办也。”但事实证明，民营铁路同样没有丝毫的免疫力，不仅全盘继承了官办铁路的弊端，而且因掌控公司实权的士绅们既脱离了官方的监控，也脱离了股东会的监控，问题反而更为严重。本来为了便于集资而搞的民营，根本无法筹集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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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应完成施工的铁路线路总长应在6168里，而实际成线的只有237里，完成了不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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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四川段自1907年3月商办以来，数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成都至宜昌长2300余里，预算9000万两，至1911年只筹集134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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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境内，粤汉线长500余里，预算1600万两，加上川汉线1200多里，预算2000万两，实际收到的股银仅96.42万两，缺口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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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汉铁路在湖南境内长1200余里，预算4000万两，实际募集17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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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相对富裕的浙江、江苏，截至1911年，其铁路资金也只分别募集到925万两和410万两，并且已经动员了社会各界的小额资本。浙路第二次集股时，投资5两以上100两以下的小股东达到51361人，投资额128万两，“蚂蚁投资者”成为投资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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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办铁路公司到1911年实收股资6500多万两，而预算18000里铁路，总建设资金需要20800万两，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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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杯水”正好为主管人员上下其手提供机会。汪康年在《论铁路国有与民有》一文中就指出：“各省筹款之难，不能动工者，其总协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筹款易者，则争角剧烈，靡费尤甚。于是七八年之久，筹款一二千万，仅成路一二百里有之；筹款数百万，仅成路数十里有之；而用人之冗乱，采办之侵蚀，与官办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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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内部“内战内行”之外，省与省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外战”也很内行。本是应“天堑变通途”的铁路，却成了新的地方分裂的工具。各省“所定之路线，往往省界分明，各存轸域……未统规全局，通盘筹划。约计粤汉、洛潼、陕甘等线大概尚合办法，他若赣、皖、闽、浙等省，类皆路线交错，各自为谋”，“势必有参互复沓，骈拇枝指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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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办铁路，如粤汉铁路的广东段、湖南段，广东潮汕铁路、新宁铁路，福建漳厦铁路，浙江南浔铁路，省界分明，互不相连，等着人家来主动与自己接轨，“如西潼之有待洛潼，湘路之力催鄂路，彼此趑趄不前”。不与他路相连的“死路”及不通海域或大江的“僻路”举目皆是，大清国本就十分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浪费，无怪乎中央政府最后认定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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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最后就留下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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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椒“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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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国有政策大大减轻农民负担，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而政府显然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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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春天，躁动不安。湖北汉口，一起治安刑事案件震动全城：一个湖南人在英租界内被一群湖南人痛殴毒打，几成“剁椒‘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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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害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湖南湘潭人，帝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谋士之一。虽然只是个处级小干部（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却时常到中南海和颐和园讲课，可称“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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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首的打人者是当时寂寂无名、日后暴得大名的“辛亥烈士”刘复基，湖南武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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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报警之后，英租界巡捕们紧急出动，赶到了事发现场既济水电公司，救治伤者，拘捕凶嫌。令他们吃惊的是，猛下毒手的刘复基居然是位文化人，是汉口《商务报》的会计兼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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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此时已经被“群治学社”（武昌暴动发动者“振武学社”前身）秘密收购，作为武装暴动的据点，在湖北新军中积极策反。这次，刘复基得知杨度住在既济水电公司，就召集了帮会成员100多人在湖南会馆，而后带十多人找到杨度，要揪他到湖南会馆进行批斗。杨度不从，众人便围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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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警方将一众凶嫌拘留了8小时，见杨度无性命之忧，便将刘复基等人释放。英国领事随即下令，将刘复基等人驱逐出租界。《商务报》因此被湖北地方政府和英租界列为需重点布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未几，长沙爆发抢米风潮，群治学社以该报社掩护，密谋在汉口发动武装暴动，事泄之后，报社被当局查封，群治学社也改名为“振武学社”，并在一年后成功发动武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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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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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湖南同乡要置杨度于“剁椒”境地，湖北本地的士绅们也不喜欢这位鼓吹铁路国有的小京官。根据野史记载，湖北商办铁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张伯烈甚至密派杀手要取杨某人的性命。杨度也知道自己身蹈险地，事后心有余悸：“白刃当起于前，洋枪或震于后。”吊诡的是，日后杨度却与张伯烈联手组建“新共和党”，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唱了一出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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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的铁路国有建议，是以普通国民递交公开信的方式上书邮传部的；由于他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一时成了反对铁路国有者的众矢之的。在建议书中，他痛斥粤汉铁路从美国人手里收回商办后，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政界和企业界内讧内行，各自为政，铁路进展缓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赞同铁路商办的观点，呼吁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以保障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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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民营铁路公司的种种腐败现象，令这些当初激情澎湃为民营呼吁的人逐渐冷静，趋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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