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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多的全面调查摸底，1911年5月9日，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了铁路国有政策。而之前五天，一位名叫石长信的监察干部（给事中）上奏，切实地分析了铁路国有与商办的利弊，提出了“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思路，“将全国关系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支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石长信从维持政权的安定团结的高度，痛斥商办铁路已经成为扰民的莠政：“四川、湖南现兴造铁路，因资金紧张，以租股为名，每亩土地皆征税，以充路款。我听闻两省农民，民怨沸腾，又遇荒年，用强制手段收取更难以操作……深恐民穷财尽，本欲图富强却使其更加贫弱。所以干路收归国有之日，不必担忧百姓会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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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路国有，支线商办”的创新思路，令久为国有还是商办分寸拿捏而犯难的中央政府大为释怀。摄政王载沣大为欣赏，称其“不为无见”，“所筹办法，尚属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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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随即发布了干路国有的文件，首先痛陈商办铁路的弊端：“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然后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更为重要的是，文件要求“自降旨之日起，所有川湘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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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近距离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干路国有的）时机很好，因民众已对各地方当局在获得筑路权后之屡次失败感到厌烦，民众更厌恶种种无休止之争论、贪污腐化以及挥霍公共财物，而当民众逐渐认识铁路之无限价值时，他们就更加支持由中央政府制订一项强有力的铁路政策。前景是美好的。这道上谕……受到普遍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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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莫理循与石长信、盛宣怀及载沣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智慧、能力和厚黑。铁路国有政策虽然能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但这受惠的一群却正是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能力来表达支持，正如他们之前没有能力表达反对。整个大清政权将如同杨度一般，面临“被剁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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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四章 紫禁城面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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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减负举措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紫禁城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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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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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官运亨通、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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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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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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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有同样郁闷经历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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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毕露，雷霆手段频出，令向来软弱的大清朝廷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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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趴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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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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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在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他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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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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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各级官员，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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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雪岩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雪岩支付官方还款，胡雪岩的资金链立即绷紧。同时，盛宣怀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雪岩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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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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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鹗，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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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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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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