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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回购商办铁路的国家铁路股票,固定利率为年息6厘,即6%,该铁路获利后,再按股分红。5年后,股东可决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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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粤汉铁路广东公司(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市值已经从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国有消息传出后,有人入市收购,股价已经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换给国家铁路保利股票。而已经亏耗的四成,也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但没有固定利息,“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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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汉铁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约100万两,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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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铁路公司(鄂路)涉及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其处置方式与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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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川路)则并没有强制性地收取其700万存款。已经动工的宜昌-万县段用去400多万两,“除倒账外”的实用工料之款,换发国家保利股票。宜昌开办经费33万,及成、渝各局已经开支的办公用费,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如愿入股,可更换国家保利股票,5年后分15年还本,“亦准随时抵押,并可分得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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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对比,闹得最凶的湖南,其获得的条件较为优厚。尽管湖南还是有意见,认为“以粤省糜费甚巨,而湘公司则十分核实;川省倒账,巨款无告,而湘公司则分文不少;鄂省毫无基础,而湘公司则实有已成之路。今相提并论,是以不服”,但湖南的事态立即平静了下来,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中央政府:“湘省对于干路国有,初甚激烈,近经劝诫,已渐平静。”广东、湖北则基本无甚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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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央政府的这个方案充分考虑了川路公司的利益,虽然没有认可其炒股亏损的300多万两,但也没有接收其多达700万的存款。然而,此时大清国的神经系统基本失灵,中枢释放出的善意再度被扭曲表达,一场妖魔化中央政府的暴风雨正在成都上空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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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五章 波大无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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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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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顶不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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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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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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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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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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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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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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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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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摇铃后,全场肃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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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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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孝可显然很擅长调动情绪。他通报的是川路收归国有的基本情况,但他讲到一半便开始抽泣,边哭边讲,边讲边哭,会场气氛逐渐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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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孝可完成了会场气氛的预热,随后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讲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一字一顿地,随后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下子,人们被邓孝可的前戏撩拨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绪,也开始全面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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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胖子名叫罗纶,南充人,34岁,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医道,而且是哥老会的大哥,黑白两道通吃,与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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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18岁的嘉州(乐山)少年郭开贞也在兴奋地听着。日后,他以“郭沫若”的笔名记录下了全场痛哭的高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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