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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过于干脆的盛宣怀，于6月9日宣布了一个命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等地电报局，对“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不得收发，“如有擅行收发者，查出即将委员领班分别撤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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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干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一切必须等待股东大会之后再说。王人文对电报禁令也大不以为然，认为禁发电报“虽为预防煽乱，而群情异常惶惑”。他提出，对于涉及铁路的电报，只需要“将发电人姓名、住址、根据”等“严行查问注册”，“设有煽乱情事，自有国法以绳其后”，这样才能“弭隐患而安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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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政府放弃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决定根据各省情况因地制宜。这当然导致操作难度大增，原则上“以商股与公捐不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或还现款，或给保利股票，或给无利股票，分作三项办法，而终不使其资本亏折丝毫”。也就是说，回购股份将采用三种补偿方式：一、现金；二、保利股票，即国家铁路的股票，分红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涝保收的利息；三、无利股票，即只能分红、没有固定利息回报的国家铁路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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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在6月17日宣布了铁路国有补偿的方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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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回购商办铁路的国家铁路股票，固定利率为年息6厘，即6％，该铁路获利后，再按股分红。5年后，股东可决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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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粤汉铁路广东公司（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市值已经从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国有消息传出后，有人入市收购，股价已经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换给国家铁路保利股票。而已经亏耗的四成，也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但没有固定利息，“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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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汉铁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约100万两，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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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铁路公司（鄂路）涉及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其处置方式与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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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川路）则并没有强制性地收取其700万存款。已经动工的宜昌－万县段用去400多万两，“除倒账外”的实用工料之款，换发国家保利股票。宜昌开办经费33万，及成、渝各局已经开支的办公用费，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如愿入股，可更换国家保利股票，5年后分15年还本，“亦准随时抵押，并可分得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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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对比，闹得最凶的湖南，其获得的条件较为优厚。尽管湖南还是有意见，认为“以粤省糜费甚巨，而湘公司则十分核实；川省倒账，巨款无告，而湘公司则分文不少；鄂省毫无基础，而湘公司则实有已成之路。今相提并论，是以不服”，但湖南的事态立即平静了下来，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中央政府：“湘省对于干路国有，初甚激烈，近经劝诫，已渐平静。”广东、湖北则基本无甚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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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央政府的这个方案充分考虑了川路公司的利益，虽然没有认可其炒股亏损的300多万两，但也没有接收其多达700万的存款。然而，此时大清国的神经系统基本失灵，中枢释放出的善意再度被扭曲表达，一场妖魔化中央政府的暴风雨正在成都上空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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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五章 波大无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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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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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顶不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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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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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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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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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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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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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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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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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摇铃后，全场肃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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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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