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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五章 波大无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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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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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顶不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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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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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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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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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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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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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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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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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摇铃后，全场肃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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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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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孝可显然很擅长调动情绪。他通报的是川路收归国有的基本情况，但他讲到一半便开始抽泣，边哭边讲，边讲边哭，会场气氛逐渐凝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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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孝可完成了会场气氛的预热，随后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讲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一字一顿地，随后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下子，人们被邓孝可的前戏撩拨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绪，也开始全面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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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胖子名叫罗纶，南充人，34岁，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医道，而且是哥老会的大哥，黑白两道通吃，与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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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18岁的嘉州（乐山）少年郭开贞也在兴奋地听着。日后，他以“郭沫若”的笔名记录下了全场痛哭的高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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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纶号啕大哭后）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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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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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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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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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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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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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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