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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人文却如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逆势操盘。就在为周善培老母祝寿、他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政府代奏了《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份文件中，罗纶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危害性”，认为“除抵押两湖五百二十万部有之厘捐外，至路线工程、用款、用人、购材、利息等项，凡路政所有权限，一一给于外人，不容国家置喙者且四十年。损失国权，莫此为甚”。而且，将借款合同未经资政院审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宪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因此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将保路与宪政挂钩，并鲜明地提出了“破约保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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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本来占着民生优势、足以获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斩乱麻就能迅速处理的川路国有，被王人文的几次搅局败坏，连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的最佳时机也被错过。既得利益集团以政治手段为经济索偿保驾护航，却最后失控，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顶到了死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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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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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文等到的是预料中的结果：一个月后，朝廷再度下旨对其书面警告（申饬），并下令赵尔丰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挣到巨大的名声，7月13日《大公报》就说：“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来，初未有赫赫之名，闻日前奏劾盛氏，痛论其误国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诚可谓一鸣惊人。”《时报》则说，王人文在起草这份弹章时，“在签押房亲自叙稿，闭门不许他人窥视。稿成，饬缮者至房立书，用印包封，俱自监之，外间揣测之词，不可信也。人民见官如此，益信其所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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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文这几招下来，尚未到任的赵尔丰其实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只能先顺着王的思路进行，“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赵尔丰在路上致电王人文，恭维他说：“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然正气必须多而后壮旺，乃能固结不致散漫，是以深望公勿因此而求去，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不亦善乎？”毫无疑问，这也是写给势力日益坐大的保路派们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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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进京述职。保路派们以“人民”的名义，要为他组织大型的欢送会，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离开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陕西巡抚钱能训奉旨软控，准备解送到京问责，但随即爆发的革命救了他。民国成立，王人文受封为辛亥八功臣之一，但那个逼他成为功臣的欲望——总督四川，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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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的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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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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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离开成都时，是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他匆匆离开的公开理由，当然，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契合，任何公开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的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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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谘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谘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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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皙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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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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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对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就只有年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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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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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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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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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第、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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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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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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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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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出台《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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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省补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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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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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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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费生，同行的四川同学还有胡骏、肖湘等人，一道进了日本法政大学。从他们留学的年限分析，他们所接受的是正规的教育，并非那种短期速成的野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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