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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谘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谘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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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皙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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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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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对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就只有年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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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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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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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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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第、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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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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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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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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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出台《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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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省补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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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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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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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费生，同行的四川同学还有胡骏、肖湘等人，一道进了日本法政大学。从他们留学的年限分析，他们所接受的是正规的教育，并非那种短期速成的野鸡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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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必须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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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国学生都蜂拥进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学生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大闸蟹身价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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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人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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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三四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六七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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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领导访问中国，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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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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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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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蒲殿俊主持、集体撰写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了川路公司种种弊端，如股票滞销、股本挪用、租股无限、官绅混杂、权限不明等，正是官办商办不清造成的，只有彻底商办才是川汉铁路的出路。他们提出，首先必须“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严格根据《商律》开股东会，选董事，由董事会任用公司办事人员，同时改良征收租股的办法，规定资本总额和征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点，并仿用累进税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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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请求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此事，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逐渐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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