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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领导访问中国，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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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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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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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蒲殿俊主持、集体撰写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了川路公司种种弊端，如股票滞销、股本挪用、租股无限、官绅混杂、权限不明等，正是官办商办不清造成的，只有彻底商办才是川汉铁路的出路。他们提出，首先必须“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严格根据《商律》开股东会，选董事，由董事会任用公司办事人员，同时改良征收租股的办法，规定资本总额和征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点，并仿用累进税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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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请求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此事，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逐渐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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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蒲殿俊学成回国，仍回法部担任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在各省纷纷成立谘议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谘议局议员。1909年，他在四川谘议局第一次常会上被议员推举为议长。此时，商办后的川路公司腐败依然，问题照旧，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通过了对川路公司的整顿。此后他成为对川路决策影响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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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的资历，他们是：肖湘（谘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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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吊子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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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异的留学兴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回国后一天天风光起来。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他们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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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宣统年间，唯一能与留日生在人数上相匹敌的，就是留美学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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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论。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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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这些日本来的海归们，虽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放火”，但，他们是否还懂得如何“灭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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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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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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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夏天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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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28日这天，“阴雨，天风荡檐”。位于城中心的新玉纱街17号，珠环翠绕、莺莺燕燕的，居然是女子们的大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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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小脚还是天足，无论步行还是乘轿，女子们到了这里，“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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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外显眼地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独目老画师，等待着女眷们的到来。一会儿小女儿赶到，随后其夫人赶到，只听他着急地呵斥老仆，赶紧回家把大女儿也叫来，特别嘱咐说：不必等轿子了，就步行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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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成都妇女界乃至全中国妇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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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红妆爱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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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会议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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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是一位20岁上下的少妇，名字叫李哲华，又叫李毓，其夫君就是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年方24岁的“蜀中报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不小心伤了手却被宣扬成破指流血表决心的那位。当时的媒体上多把李哲华称为“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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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李并非四川人，但其父辈在四川为官，她也出生并成长于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妇，保路同志会刚成立时，她就率先捐款，并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上呼吁：“群愿誓死进行，从诸先生之后。唯是绵材薄力，恐贻龙头蛇尾之羞。检呈平时手制美术共得若干品，请悬之局门售，为女同志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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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又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写公开信，表决心：自己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并嫁于四川，“设使川路不保，川省随亡，则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泸水之滨，而未来之子女已先负有四十年之外债。是天下之苦命女，孰有嫁于川人若者？……请自今日始，与公等约：朱李愿与女同志十人，各典钗环，酿集千金。有能诛卖国贼者，以此壮其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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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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