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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同志会居然动员了200多名孩子，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到总督府门前，集体下跪，放声大哭。在他们提交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代奏中央政府的信中，虽然总是不断地强调自己“三尺童子”、“髫龄孺子”、“乳臭小儿”等，却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气，而且文采斐然，开头便是“窃惟钓者何爱鱼儿投饵、猎者何乐兽而设阱、外人何德我儿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为诱我者，岂堂堂部臣如盛宣怀等，尚不知诱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误之耳”，语气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绝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笔。其后就是同志会的老套路，极言借款修路将亡国灭种，自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蓄项血以杜奸党之谋”，要求皇上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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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各校宣布罢课，到了9月2日，在同志会的统筹下，成都全体学界成立了同志会，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生联合会”成立会议上，学生们有的建议联络学生军，有的建议应当永久罢课，闹哄哄的，很多问题无法议决，能一致通过的就是罢课、退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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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仇恨、不妥协的极端政治的种子，在新一代人的心里扎根、萌芽，并且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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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六章 豆豉暗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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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公开的暗杀令从四川传到了北京，震惊中央政府，暗杀对象是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钱权两空是川汉高层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暗杀令的背后，局势日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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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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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甘大璋发出暗杀令的恐怖组织是旅居省城成都的潼川同乡会，其成员则是甘大璋的乡亲们。这个人数不详、成立年份不详的同乡会宣布甘大璋为卖国贼，声称要“削其属籍，掘其祖坟，系其妻孥，倾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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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川（今绵阳三台县）是川中重镇，在遍地辣椒、花椒的四川，此地却以清香鲜美、滋润化渣的豆豉出名，“潼川豆豉保宁醋，荣隆二昌出夏布”，潼川豆豉是川中一大特产。在既得利益者煽动和裹挟着民众大闹保路运动的1911年，整个四川成了一锅只有麻辣、只允许麻辣的滚烫火锅。在很多人看来，潼川豆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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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甘大璋给朝廷送了一盘“潼川豆豉”——他建议中央政府全面接收川汉铁路公司高达700万两的余款，将川路公司用款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对川省、川民、川路而言，这盘“豆豉”不仅可口，而且营养价值极高，但对于地方既得利益者们而言，这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决心毁灭这盘不识时务的“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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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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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到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后，川路公司的高层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争款之上，争取从中央政府获得最好的补偿，将手中的烂果子卖个高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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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商们的争款其实有两层诉求：一是款项补偿的范围，他们要求中央政府认可、接受并完全补偿川路公司的所有开支，包括其在上海违规炒股造成的近300万两巨额亏损；二是补偿款的管理权限，他们要求所有补偿款及川路公司节余的700万两现金，仍归自己全权管理，另组团队，开发四川的其他公共设施。这两层诉求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钱无权或有权无钱都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而钱权两空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甘大璋提交给朝廷的建议，就是从根子里同时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钱和权，踢中了他们的命根子，也难怪他们要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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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宣布的川路国有方案于情于理都相当优厚。川路公司筹备多年，只有宜昌－万县段已经开工，且进展缓慢，其已经开支的400多万两，一律换发国家保利股票；浮冒、浪费巨大的各项办公经费等，清查后鉴别剔除，可以换发国家无利股票；至于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中央政府并没有宣布接收，而是由川路公司自行决定，既可以入股国有铁路公司，换取国家保利股票，也可以自行管理，用于川省其他公共事业建设（但需等待股东大会投票决议）。只有对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中央坚决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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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条件，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买账。他们借口中央政府对外签订的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丧失利权，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试图争取更好的补偿条件，由中央政府承担那300万两炒股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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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的名义之外，保路派们还充分挑动省籍情绪，说中央政府在补偿条件上“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侮辱川人甚”，《西顾报》社论甚至宣称：“惟川人之性质，向以怯懦闻，政府之对于川人，亦以其易与也，凡事非强施压力，即淡漠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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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老外都看出了这些“爱国者”们醉翁之意所在。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布朗向驻北京公使及伦敦外交部报告，川路股东们其实并不担心引进外资、且以岁入担保，他们只是为了“尽量获得政府的让步起见，决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要求取消借款，并将铁路交还给该省办理，这项要求被提出来作为双方妥协的基础”。这其实就是漫天要价的老套路，指望着政府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至于就地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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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长期为张之洞担任铁路顾问的日本专家原口要也敏锐地看到，只因政府无法承担那些“不是用于修铁路的钱款”，“由此惹起不满及反对，大暴乱就是以此为契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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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认为：“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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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不久后资政院在弹劾盛宣怀，甚至要将他处死的奏折中，也承认：“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邮传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此实激动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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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国有方案发布当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仅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且致电其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不得将公司的账本及余款交给政府。李稷勋回电说，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账及核查工程，并未表示要接收财务。总公司干脆回电指示，拒绝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账及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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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对抗方式，李稷勋并不赞同。他在7月初给总公司发了一份长电，赞同“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但他要求总公司尽快自行查账，内部理顺，而不是无谓地与政府对抗和僵持。他对那些高喊口号认为川路应当继续商办的人嗤之以鼻，说此类人“言及筹款，莫不挺身担任，一经征收，往往十不得一”。李稷勋举例说，湖北当年为了争取商办，有断指的，有在政府门前痛哭愿意一死的，闹得很欢，而一旦成功地争取了商办后，无论在筹款还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因此，这次收归国有，“上年争路诸君”都蔫了，“非复当年意气，其情可见”。李稷勋认为，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下令停收租股，而没有租股，川路商办断不可能，再恢复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目前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年开支高达300万两，一旦资金链断裂，“款项不继，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争款才是重点，其中坏账很难让中央政府承担，而杂费一项已开支400万两，虽然对于仅仅修建了几十里的铁路来说过于不成比例，但还可以向政府争取，毕竟其间不少开支属于基础性开支，可等全路完工后摊销。他建议各分公司尽快将开支账目汇拢，以便与政府商谈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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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口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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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川路高层争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干部们也在全力进行政府公关，争取中央政府能够承认并负担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开支，包括坏账在内。但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礼部记名丞参、“四川铁路议会”议长）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联名上书中央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全额认账的同时，请求中央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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