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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大璋对强加给自己的“失路送款”的罪名嗤之以鼻，说失路的责任恰恰应当由总公司承担，没有他们的无能与腐败，川路建设权有必要被中央政府收回吗？而现在，公司上下的混乱与腐败依旧，宜昌分公司每月还在开支40万两的巨款，再不抓紧解决，剩下的路款也有可能要失去了。他质问道：“大家为何不去追查现在尚存的股款究竟多少？在谁手上？如何管理？所谓送款的罪名，不正是此前川路公司内部的亏损、贪污、浮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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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痛快淋漓地逐条反驳对他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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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国有，赎回成命，吾乡人有此能力（续办铁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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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路商办，能保全吾乡人生命财产，不致如沪款倒亏之绝大损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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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亏倒巨款，显有总筹全局不能辞责之人，吾乡人能如数追出使之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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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诘不翼而飞之四五百万，或指倒款而言，或指各局浮费、国家不认而言，抑或指经办侵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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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股者原为享铁路利益，岂国家股票不能得利益，商办股票乃独能决其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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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民款，亏倒滥用，全归自认，百姓吃亏。民附国股，代追亏倒，清算移交有不完全，百姓吃亏少，国家吃亏多。川款吃亏固不待言。试问现款发还能赵璧赵还，不中饱于胥吏劣绅之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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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款既倒之后，诸君对于此事置之不议、议而不求归宿，若以为无足轻重者，此亦股东之生命财产也，是何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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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鄙人以‘送款’罪名，此款送于何处，较之送于沪上各号，孰得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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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大璋强调，自己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代表全体股东，但攻击他的人却“动辄称全体”，难道真能代表全体吗？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攻击者，有的是平日得到了小好处的人，如今出头为管理者开脱；有的是之前图谋总经理之位而未得，如今又蠢蠢欲动的人；有的是盘踞着路局要差肥缺，而不肯放手者；有的是经办过那个“亏挪甚多，希图展延时日掩盖报销”者；有的是“假托舆论，挟此操纵全川而其计已左”者；有的是“藉办公益，欲据此款而意图瓜分”者……这正是中央政府文件中警告的“不可告人之处”所在。对于所谓除籍之说，他质问道：“公司是何法庭，可以交办根究？私人据何法理，而可以削人之籍？凡此之类，窃为诸谈法理者讳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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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酣畅的反驳檄文，但是，舆论并不总是与真相站在一起，而是与嗓门洪亮者混在一处。甘大璋的辩白和反驳，在既得利益者已经遮蔽四川的舆论攻势下，显得苍白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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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甘大璋建议盛宣怀，既然川路公司动辄利用股东的名义，而川路股东多是小民，干脆绕过川路公司，直接通过各地的租股局，动员民众配合政府解决此事。对于四川的数千万小股民来说，两害相权，换发国家股票当然比将股款留给那些既得利益者管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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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盛宣怀深为认可，痛下决心，请中央政府明令将川路公司股份附入国家铁路股份中。7月11日，中央政府电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要求川路公司尽快表决是否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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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召开股东会，在不存在干扰与障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方案完全可能被广大股民所接受，而这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彻底失败。尽管这个集团动辄以商律、股东权益等与中央政府对抗，但他们最害怕的是真正的股东大会，因此在预计的股东大会（8月4日）之前，他们抓紧行动造成既成事实，上逼中央政府，下迫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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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川路公司总部明确宣布，经过对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研究，已决心“破约保路”，而不再局限于“争款”。次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不惜生命与鲜血，“破约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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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还未召开的股东会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而中央政府也被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四川这盆大火锅中，有点营养的豆豉被彻底抛弃了，剩下的就是沸滚的红油，继而开锅、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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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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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部，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中央政府大为欣喜。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参与进来，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即将引爆一场更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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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邮传部担任局级调研员（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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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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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李稷勋成为川路公司内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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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11年7月初赶到北京，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中央政府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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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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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稷勋是6月27日离开宜昌的。在纷纷扰扰的川路接收方案中，已经动工的宜昌段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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