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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的态度激怒了朝廷。盛宣怀、端方及湖广总督瑞澂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否则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将被动摇，已经进入交接阶段的湖北、湖南铁路也会出现反复。端方还注意到，从日本赶回来的四川留学生突然增多，把宜昌开往重庆的小火轮挤得满满的，他十分担心，这背后或许有日本人的阴谋和革命党的暗算，必须预作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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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川路公司以股东会会长颜楷的名义，上书弹劾盛宣怀，赵尔丰代为转奏。股东大会试图遴选出接任李稷勋的人选，但邵从恩、杜成章等几位候选人纷纷推辞。朝廷则在全面权衡后，认为宜万路段绝对不能停工，而没有李稷勋坐镇，宜万段的数万工人可能失控闹事，后果不堪设想。至少在完成国有交接之前，李稷勋绝不能走。朝廷认为李稷勋本人在宜昌段威望高，能力强，“既为川鄂疆臣所深许，又曾为在京川绅联名电致公司所公举，前任川督赵尔巽所奏派……今乃以向不任事之临时特别股东会议决，任意开除奏派之经理，限于十日内交卸，不知是何居心？在平日公司经理之去留，原可全凭股东决议，现值官商交接之间，若任令更新换旧，恐经手工程款项，必多推诿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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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朝廷最为担心的，不是成都劣绅们串通地痞流氓的虚张声势，而是宜万段铁路现场上实实在在的数万工人，这才是大局。8月19日朝廷宣布，“政策既定，若再反汗，当此民气嚣张，后事更难措手”。因此，李稷勋必须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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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朝廷此时的方案并未定稿，还是“附股”及“还本”两个选择。前一方案就是李稷勋所建议的，川路所有已用款、存款、亏空款由国家全部吃下，全额换发国家铁路股票；第二方案则是川路退股还款，但是一切浮用款、亏空款，国家概不负责。不管哪种方案，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宜万铁路的建设绝不能停工，但在政府正式接收之前不可能动用中央财政，建设款项必须依然在现存川款中支出。为“慎重民款，维持路政起见”，朝廷将派人监督此阶段的用款专册登记，“以清界限”，到最后交接时一并结算。如果股东会决定接受第一方案，则全数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如果采纳第二方案，则根据账目偿还。这是一个稳妥的操作细则。端方在8月下旬还建议朝廷对两种方案的利弊进行对比，并征求股东意见。但吊诡的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一股脑地将此认定为“收路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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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种无理可讲的地步，朝廷如果示软后退，不可能被领情，反而容易被解读为软弱，蹬鼻子上脸，底线尽失，而地方官员们此时“不谅当局之苦心，专徇报馆之舆论，彼唱此和”（端方语）。在盛宣怀的斡旋下，湖广总督瑞澂及铁路大臣端方，以联名上奏的方式要求朝廷挽留李稷勋继续任职，并将李的去留上升到了“路之成败、宜（昌）之安危”的高度，“万乞力任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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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提交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分析，川路方面将李稷勋来京商议办法看作“私相授受”，并将中央政府接手前仍在施工的路段费用由川路公司照常开支看作夺路之外的夺款，都是毫无依据的指责。在盛宣怀看来，中央政府下令李稷勋继续留任恰恰是根据川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件，仍禀承督部办理”，“（李稷勋到京汇报商谈）亦属应有之权限，何以谓私相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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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风口浪尖的李稷勋称病，要求立即辞职，在政府接收铁路之前，由总公司派人接收。当然，无论政府还是总公司，都根本派不出合适的接任人。李稷勋的退让只是一种必须要摆的姿态，既表示自己的谦逊，又为日后卸责留点余地，同时还为自己抬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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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李稷勋留任的中央指示，由四川总督赵尔丰向川路公司股东会作了通告；比较持重的股东会会长颜楷等认为不能公布，否则会引发大面积动荡，难以控制。但是，8月23日，宜昌分公司转来了端方的相关电文，消息被迅速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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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初一本是休息日，但保路派们纷纷要求立即召开股东会，一场更大规模的骚乱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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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七章 皇帝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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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越发汹涌，川路公司的高层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华”。混乱在成都罢市这一天达到顶点，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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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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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怒马如龙，终于到达成都。此时，距离川路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有两天，成都城里熙熙攘攘，到处是来自各州县的股东代表以及看热闹的人。有人盼这乱局赶紧结束，有人则唯恐天下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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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赵尔丰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肤色却是黝黑发亮，这是长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缘故。当官，尤其当大官，本是大清国最安稳的好职业，但在这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份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赵尔丰本以为，调任四川总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并安度晚年，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面对的这场起源于经济纷争的群体性事件会造成一个帝国的覆灭，最终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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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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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盼着赵尔丰早点到任，朝廷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专人赶到新津去迎接。毕竟，王人文是暂时代理总督，在日益尖锐的冲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尴尬，很难做出大的决断。朝廷总是觉得他过于软弱，纵容了保路运动，使一场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状态的经济冲突酿成了越来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虽然觉得王人文与他们同心同德，但毕竟王人文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无法拍板。赵尔丰到任，各方都能看到这场游戏即将走到尽头——无论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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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总公司总经理曾培派了邓孝可、叶秉成到新津去迎接，并将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业厅厅长（劝业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干部，但他刚刚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他觉得自己的职务已经不适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赵尔丰。曾培因此请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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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在新津等了两天，没等到赵尔丰，连前站邛州（今邛崃）也无消息传来。邓、叶二人又硬拽着周善培往前赶到邛州，等了两天还是没有动静，只好悻悻地赶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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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赵尔丰没有走这条线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今雅安），在那里与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会谈了两天。这尹良是前任川督赵尔巽的表侄，赵尔巽当年将他带到四川，由候选道升为代理盐运使。赵尔巽在调任东三省总督后，在推荐弟弟赵尔丰继任川督的同时，也推荐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赵尔丰算是亲戚，却并不同心，两人之后摩擦不断，也导致了赵尔丰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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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对待川路的态度受王人文影响极大。早在6月份，当王人文为川路公司代奏时——并非任何人的报告都能进入紫禁城的，没有够级别的地方大员代奏，按部就班走流程，不定猴年马月才得到处理——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同意，还宽慰王人文说：“圣明在上，必能鉴此忠悃……求去不易，安有获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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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赵尔丰从打箭炉致电王人文，明确说自己将“抱定纯正和平宗旨，毋浮动，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扰乱地方。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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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及同志会也很注重对赵尔丰的工作，多次致电辩白自己是和平争路，“力求维持地方安宁”，请领导放心。赵尔丰也回电，明确支持他们的和平行动，通报自己到达成都的时间。他在途中与王人文的电文来往，也认为盛宣怀“乖谬自不待言”。对王人文被申斥，他表态认为朝廷处理错了，宽慰王人文说：“大臣谋国，正不必求谅于人，而不谅于今者，必见谅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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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四川官场，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将军玉崑对于局势就很不乐观，认为国家既然与外资签约，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结果很难预料。他在写给北京的家书中说，四川官吏“纷纷请开缺”，为“急流勇退之计”，自己最好也是“卸肩”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从纷乱的保路运动中看到了打着“宪政”旗号的危险，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资政院开会时“万不可前去旁听，尤恐暴动”。事实证明，这位满洲将军有着比同侪更为灵敏的嗅觉，并适时地采取了规避措施，从而在四川的风云突变中，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还保住成都满城内数万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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