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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地不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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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川人是较贫穷，但为修铁路，我们再难也要出钱。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剥克人民，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信用能立，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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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如使公司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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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没有记载赵尔丰在场的反应，但股东代表将矛头对准的还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对于赵尔丰来说未必就是刺耳的。实际上，之后赵尔丰对保路运动一直给予很大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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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开幕之前，保路运动其实已经疲软，8月2日的《西顾报》就指责同志会说：“同志会成立之初，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股东会令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再次坚挺起来。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纪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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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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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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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袋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四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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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机构编印的白话《路事问答》传单中，详细地解说了川路公司的各项主张，无非是大到爱国，小到保产。这份传单强调指出，盛宣怀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经过资政院批准，政府落下的这个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码：如果中央政府“改换心肠，欲与人民共谋交通”——当然，必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他们就积极协助筹款、推进建设；如果中央政府对川路的要求“出以责难手段”，则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话来对抗；如果依然无效，则上升到“内阁以假立宪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终之激烈手段”。传单没有明言什么是“最终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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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股东大会，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和担心。在大会之前，负责铁路改制的两位朝廷大员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不断致电仍在藏边的赵尔丰，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连连致电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缔各种非法集会，坚信这些“所希图滋事者，年少学生居多”，而“川省正绅”并不反对铁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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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成都的眼线周祖佑在股东大会前也报告说，已经赶到成都的股东“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够阻止股东大会的召开，或设法将会期延后。在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政府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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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作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是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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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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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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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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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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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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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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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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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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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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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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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和。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做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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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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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志会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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