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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芬日后写下了详细的回忆，说当时“步枪、手枪、砍刀环绕目前，有不枪决即刀劈之势”。就在他们几人要血溅当场的关键时刻，成都将军玉崑应邀赶到。赵尔丰征求玉崑意见，欲将所逮捕人众一律处决。玉崑则问赵尔丰：“诸被逮者，均系士绅，非匪人，徒以政见不合，责任难卸，非叛逆也。季翁何弗请旨？”赵尔丰说：“有奏无批。”玉崑便说：“此事非请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责也。”遂不肯签字，告辞而去。他这样一说，弄得赵尔丰也不敢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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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段惊心动魄的刀下留人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彭芬事后杜撰的。据其他更为可靠的史料（秦枏《蜀辛》）显示，玉崑当日根本就未到总督府开会，在玉崑当天晚上发给北京的家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刀下留人的惊险故事。玉崑恰恰是对这些保路者们最无好感的少数省领导之一，在次日的家信中，他认为：“此次肇乱之根由，实因劣绅数十名暗中煽惑愚氓，心藏谋为不轨；加之行政诸公，胆识庸暗，题目未看清楚，所以乱萌忽起。幸蒙朝廷密旨，令赵严拿首要。”他完全赞同赵尔丰采取强硬手段。在这封家信中，玉崑说赵尔丰“将十一人留署花厅，饬军队周围严守，仍备饭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赵尔丰想将他们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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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朝廷早已多次发电，要求赵尔丰缉拿保路运动首要，先行正法。如果赵尔丰真要痛下杀手，既不需要玉崑的同意，也不存在什么请旨的必要。从日后赵尔丰与这些人并不恶劣的关系看，他此时只是软禁了他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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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失望了，他们本希望赵尔丰大开杀戒的。既然赵尔丰不开枪，逼他开枪的第二步棋开始启动了——赵尔丰刚刚把人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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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点钟，赵尔丰再度召集被困在总督府的司道们，愤怒地说：“他们消息真灵通，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被扣的人。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众人正说着，警卫进来禀报，人群已经冲进了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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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说：“让他们派代表，我有话对他们说。”警卫出去，不久即回：“他们不举代表，要一齐见大帅。”赵尔丰说：“好吧，我们到大堂上去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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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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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之后，人们扔掉手中的光绪皇帝灵牌和香，掉头往外跑。根据周善培的回忆，死者共七人，五人是冲进来的民众，两人则是总督府的轿班。而同志会的报告宣称共有三十多人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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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惨案”。开枪之后，赵尔丰立即发出告示：“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并迅速派兵查封了保路运动的几处宣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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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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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总督府的民众，据说本来聚集在提法司门前示威，早上10点就聚集了，听说总督抓捕川路高层后，才冲入总督府。但这一巧合，与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惨案的真相至今还蒙着一层层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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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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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是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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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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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而过，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女人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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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然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已十分低下，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竟然下令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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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正在兴头上的民众没想到近来很窝囊的官府居然还敢动硬的，群情汹汹，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三天后才被找回。这三天中，田美女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史无记载，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立场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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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的突发事件，半夜传到了成都，赵尔丰立即召见川路公司的高层彭芬等人，商议对策。田征葵“愤恨不可遏”，要求当场逮捕川路公司这些煽风点火的领导人。彭芬辩解说县署与征收局紧邻，闹事者只砸了征收局而没有砸县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隐情，非派人实地调查后不能下论断。赵尔丰听了觉得有理，就让彭芬等人离去。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至于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三天的幕后真相，亦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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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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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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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就在枪声响彻四川总督府之前的数小时，当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机关报《西顾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号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实行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罢市罢课抗租税等手续，不过对横暴政府之一种方法耳，实则吾川人今日所当共表决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这篇社论公开宣称：“与其独死，毋宁同死；与其死于异日，毋宁死于今日。”号召读者与政府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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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纸的运作规律，当日的报纸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编辑和印刷作业。一切都太蹊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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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突然出现带着颠覆倾向的《商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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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西顾报》号召“同归于尽”的社论开始进入印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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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运动首领们的同时，民众冲击总督府，警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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