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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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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之后，人们扔掉手中的光绪皇帝灵牌和香，掉头往外跑。根据周善培的回忆，死者共七人，五人是冲进来的民众，两人则是总督府的轿班。而同志会的报告宣称共有三十多人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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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惨案”。开枪之后，赵尔丰立即发出告示：“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并迅速派兵查封了保路运动的几处宣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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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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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总督府的民众，据说本来聚集在提法司门前示威，早上10点就聚集了，听说总督抓捕川路高层后，才冲入总督府。但这一巧合，与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惨案的真相至今还蒙着一层层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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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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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是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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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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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而过，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女人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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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然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已十分低下，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竟然下令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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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正在兴头上的民众没想到近来很窝囊的官府居然还敢动硬的，群情汹汹，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三天后才被找回。这三天中，田美女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史无记载，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立场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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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的突发事件，半夜传到了成都，赵尔丰立即召见川路公司的高层彭芬等人，商议对策。田征葵“愤恨不可遏”，要求当场逮捕川路公司这些煽风点火的领导人。彭芬辩解说县署与征收局紧邻，闹事者只砸了征收局而没有砸县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隐情，非派人实地调查后不能下论断。赵尔丰听了觉得有理，就让彭芬等人离去。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至于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三天的幕后真相，亦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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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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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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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就在枪声响彻四川总督府之前的数小时，当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机关报《西顾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号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实行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罢市罢课抗租税等手续，不过对横暴政府之一种方法耳，实则吾川人今日所当共表决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这篇社论公开宣称：“与其独死，毋宁同死；与其死于异日，毋宁死于今日。”号召读者与政府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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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纸的运作规律，当日的报纸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编辑和印刷作业。一切都太蹊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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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突然出现带着颠覆倾向的《商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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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西顾报》号召“同归于尽”的社论开始进入印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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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运动首领们的同时，民众冲击总督府，警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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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近10万武装黑帮打着“同志军”的大旗，将成都城团团包围，粮食不让进，粪便不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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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都是巧合吗？绝难相信，这幕后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在推动着局势一步步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动，正好为这个可能的计划链条补上了最为完美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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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枪与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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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下令开枪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保路派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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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缴除敌人的武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除了那些租界内洋人办的报纸外，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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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真相从来就不是大清媒体的使命，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舆论引导（无论“正导”还是“误导”）才是其第一任务，不同派别的报纸相互之间的区别无非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胜者王侯”与“败者贼寇”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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