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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总督府的民众，据说本来聚集在提法司门前示威，早上10点就聚集了，听说总督抓捕川路高层后，才冲入总督府。但这一巧合，与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惨案的真相至今还蒙着一层层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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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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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是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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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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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而过，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女人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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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然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已十分低下，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竟然下令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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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正在兴头上的民众没想到近来很窝囊的官府居然还敢动硬的，群情汹汹，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三天后才被找回。这三天中，田美女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史无记载，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立场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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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的突发事件，半夜传到了成都，赵尔丰立即召见川路公司的高层彭芬等人，商议对策。田征葵“愤恨不可遏”，要求当场逮捕川路公司这些煽风点火的领导人。彭芬辩解说县署与征收局紧邻，闹事者只砸了征收局而没有砸县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隐情，非派人实地调查后不能下论断。赵尔丰听了觉得有理，就让彭芬等人离去。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至于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三天的幕后真相，亦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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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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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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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就在枪声响彻四川总督府之前的数小时，当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机关报《西顾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号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实行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罢市罢课抗租税等手续，不过对横暴政府之一种方法耳，实则吾川人今日所当共表决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这篇社论公开宣称：“与其独死，毋宁同死；与其死于异日，毋宁死于今日。”号召读者与政府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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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纸的运作规律，当日的报纸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编辑和印刷作业。一切都太蹊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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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突然出现带着颠覆倾向的《商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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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西顾报》号召“同归于尽”的社论开始进入印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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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运动首领们的同时，民众冲击总督府，警卫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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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近10万武装黑帮打着“同志军”的大旗，将成都城团团包围，粮食不让进，粪便不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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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都是巧合吗？绝难相信，这幕后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在推动着局势一步步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动，正好为这个可能的计划链条补上了最为完美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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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枪与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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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下令开枪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保路派的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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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缴除敌人的武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除了那些租界内洋人办的报纸外，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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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真相从来就不是大清媒体的使命，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舆论引导（无论“正导”还是“误导”）才是其第一任务，不同派别的报纸相互之间的区别无非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胜者王侯”与“败者贼寇”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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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1901年）期间，尤其在清政府明确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报纸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作了修订，颁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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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盛世危言·日报》）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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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而革命派的报章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更是不绝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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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叹息，即使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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