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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法斗争成本高、收益低，性价比更好的秘密活动似乎更可取。鼓动地方黑帮或立宪派冲锋在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实力尚弱的革命党说不定就可以乱中取胜。同盟会认为“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于是他们“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同盟会的精力放在了幕后运作，那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创作，逼迫赵尔丰下令抓捕保路运动的头领们，从同情保路运动的温和派成为镇压者。而与赵尔丰的抓捕行动几乎同时，数百名民众“巧合”地得悉消息，集体冲击总督府，逼退四道警戒线，最后在大堂前酿发血案。被逮捕的保路领袖们指天划誓说那份《商榷书》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冲击总督府的行为更是蹊跷。烽烟遍省的黑帮暴动却都整齐地打出了“同志军”的旗号，让保路派们去顶缸。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力打力的革命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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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更是广为结纳各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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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会党势力，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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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是“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却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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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不惧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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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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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会议，曾被说成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会党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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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州罗泉井会议，后来更是被当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据说有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及秦载赓、侯保斋、张达三、罗子舟、胡重义、侯国治、孙泽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爷”。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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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后主流史家的说法，这次会议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运动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保路运动的罢市、罢课、罢工也是这个会议的成果。在号召夺权的《商榷书》发表的同时，地方政府得到情报显示保路派（实际是隐藏其中的同盟会）将于9月中旬大举动兵，这其实也是赵尔丰抓捕其首脑人物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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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已经有学者考证发现，这次里程碑式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居然纯系子虚乌有。其唯一的史料只来自同盟会会员唐宗尧、胡恭先合著的回忆文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不仅孤证无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细节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与会者们，有的甚至还在监狱中被关押着，无论时间、地点、议程、决议等都难以经得起严谨的推敲，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虚构作品，而绝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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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键部分都是虚构的，主力武装也是地方的会党势力，这并不妨碍同盟会将“同志军”的历史地位上纲上线，甚至将同志会、同志军的缔造都归功于自己。四川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日后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相比之下，孙中山要客观多了，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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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四川一些同志军打出了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至于口号与实践是否一致，那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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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之外，同盟会在湖南、湖北也多方从事地下活动，采取的手段与四川相仿。同盟会元老居正等人认为湖北的保路运动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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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人记载道：“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成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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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合法、非法两种手段间徘徊的保路派，到了全川鼎沸的时候，也顾不上什么“宪”不“宪”的。他们闹保路运动，本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成都惨案之后，同志会就派出人员“分向川南一带，与各地同志分会联系，策动其组织民团，进攻省城”，也要拿起枪杆子了。其中，如满口法律与文明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通过其父亲作为川北辈分极高的哥老会老大的关系，与新津、温江两地的会党取得了默契，使自己“在川西南的同志会首领和哥老会舵把子中颇有号召力”。这为日后他被赵尔丰释放后，试图举兵暴动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四川独立后利用兵变，从长期的工作搭档、都督蒲殿俊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连一贯以宪政面目出现的蒲殿俊也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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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力量是人的本能，更是权力的本能。在保路运动发展到了靠枪杆子说话的地步，所谓立宪派与革命党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其实，即使号称圣人、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也曾经耗费巨资在美国的华裔子弟中建立了一支小型军队，并且有模有样地到纽约阅兵，过了一把干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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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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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下令开枪之后，成都全城戒严，兴奋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如获至宝，缒城而出，赶到城南朱国琛主持的农事试验场。在朱国琛手下工人们的协助下，他们制作了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涂以桐油，投入锦江，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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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本是以江河闻名，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嘉陵江就是四条大“川”，极其发达的水网成为信息传播的高速通道。时值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流散布，收报人又如法炮制，制作更多的水电报投下，信息迅速传遍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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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三次“水电报”了。第一次“水电报”是朱元璋统一西南、消灭大夏政权之战。当时明军分东、北两路军攻打四川，夏军凭险固守，明军进展极慢。明将傅友德在攻克阶州（今武都县）、文州（今文县）、绵州等城之后，为汉江（今沱江上游）阻隔，正值江水暴涨，“乃以木牌数千，大书克阶、文、绵州日月，投汉江顺流而下”，于是“蜀守者见之为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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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水电报”是在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头领奢崇明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即包围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抚）带两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后，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上书“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贼”，结果“贼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军的卧底）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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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水电报”即为成都惨案发生当天发出，如果说同盟会不是蓄谋已久，显然是过于小看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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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同盟会对四川的渗透还要归功于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以汉口为总部的日本谍报机构乐善堂就专门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此人后来探知北洋水师的运兵计划，导致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引爆甲午战争，在天津被捕，后被处决）等人，就以成都、重庆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他们提出的远期计划是在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谍报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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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孙中山趁日军在东北、华北大举用兵之时，举行了第一次广州暴动。战后，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就提醒他，四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四川为负隅之地，以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孙中山虽然认识到“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但并未采纳日本人的建议，而是继续以他的老家广东为主要活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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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到1906年年底，在960名会员中四川留日学生就有127人，仅次于广东、湖南。于是川籍会员童宪章、陈崇功“奉中山先生命”，于1906年潜回重庆征集革命党员，将重庆一个小团体“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不久，孙中山又派熊克武、黄复生等回川，“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熊克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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