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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水电报”是在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头领奢崇明占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随即包围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后升任四川巡抚）带两千士兵防守。攻守僵持102天后，在反攻前夕，朱燮元“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上书“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贼”，结果“贼夜半果逸，乾象（朱燮元派入叛军的卧底）等内变，贼营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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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水电报”即为成都惨案发生当天发出，如果说同盟会不是蓄谋已久，显然是过于小看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效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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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同盟会对四川的渗透还要归功于日本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以汉口为总部的日本谍报机构乐善堂就专门建立了四川支部。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此人后来探知北洋水师的运兵计划，导致运兵船“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引爆甲午战争，在天津被捕，后被处决）等人，就以成都、重庆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曾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他们提出的远期计划是在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谍报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做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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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孙中山趁日军在东北、华北大举用兵之时，举行了第一次广州暴动。战后，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就提醒他，四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四川为负隅之地，以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孙中山虽然认识到“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但并未采纳日本人的建议，而是继续以他的老家广东为主要活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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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到1906年年底，在960名会员中四川留日学生就有127人，仅次于广东、湖南。于是川籍会员童宪章、陈崇功“奉中山先生命”，于1906年潜回重庆征集革命党员，将重庆一个小团体“公强会”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不久，孙中山又派熊克武、黄复生等回川，“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再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军队，发动起义”（熊克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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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黄兴约请川南哥老会首领佘竟成到日本，由孙中山亲自面授机宜，会党老大摇身一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了。当然，这是同盟会的熟络手段，最便捷的扩张办法就是与本土势力合流，融入哥老会等组织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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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势力渗透之后，正是政府大规模推进新政改革之时。同盟会先后在四川策动了近十次暴动，泸州、红安、叙府、隆昌、广安、嘉定等分别成为战场，但旋起旋没，都没成功。而四川同盟会为革命的最大贡献，除了策动保路运动走向武装暴动外，还有三位名人：“革命军中马前卒”、巴县人邹容；浩气长存的黄花岗烈士、内江人喻培伦；“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金堂人彭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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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府枪声一响，同盟会为之欣喜若狂。黄兴等一扫黄花岗暴动失败后的气馁，“已灰之心复燃”，立即致电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他转告在美国的孙中山，自己“不日即将赴长江上游参加鄂省起义”，“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赞”。孙中山也很兴奋，在写给朋友萧汉卫的信中说：“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有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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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封写给他的美国军事顾问咸马里（Homer Lea，又译荷马·李）信中，孙中山说：“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响应，而广东军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据官方报道，四川新军拒不服从总督的作战命令，但亦未加入民众一边，即持中立态度，我认为此与事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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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决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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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局势日益糜烂、群雄逐鹿时，理念之争早已退居次位，实力才是第一要素。本来这就是一个实力派的社会，谁的腰杆粗、拳头硬，谁就说了算，如同美国电影《阿凡达》（Avatar）所揭示的：谁胯下的鸟大，谁就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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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起云涌的四川，此时“最大的鸟”就是哥老会。四川是个会党势力泛滥的省份，哥老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哥老会遍及四川各阶层，帮会成员占全川成年男人中的九成，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非帮会成员）”之称。哥老会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仁字号主要是豪绅地主、文武官员、士大夫及社会上的其他上中层分子；义字号主要是各种商人们；礼字号则是持霸逞强的地痞流氓、强盗土匪、清军士兵等；智字号和信字号则是下层群众。每个堂口的大号居然都是其最为稀缺的东西，仁字号无仁，义字号不义，礼字号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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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皆黑之后，哥老会成了一个各种利益团体混杂的大杂烩。贫民入会，当然是为了温饱而奋斗，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或许是整个世界；富贵之家入会则不仅是自保，而且是一个拓展社交圈的机会，类似今日不管有无文化都蜂拥读EMBA培训班，镀金之外，为的是多交朋友，结成利益同盟。当时的《四川官报》《四川月报》记载：“绅粮之家亦有在（哥老）会者，各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恣，于是会党哥老便无孔不入，渗进四川社会各阶层中，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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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有着严格的堂规纪律，违者都会被处以极其严酷的刑罚，如“三刀六眼”、“挖坑自跳”（活埋）、“吹灯”（挖眼）、“砍丫枝”（斩手足）等，这保障了一个庞杂的会党组织能令行禁止，富有超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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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本是会党出身，“会”眼识英雄，他们认为“四川帮会的势力强大，散布的地区广，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方针就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可以说，对保路派，同盟会采取的是逼宫的做法；而对哥老会，同盟会则是投怀送抱、身心交融。吴玉章、熊克武等同盟会员在香堂上歃血为誓，加入了哥老会。许多哥老会首领，如张百祥、佘竟成、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也加入了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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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兵四起，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局面已经容不下什么道理、主义，一个枪杆子解决一切的新时代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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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九章 树上的猢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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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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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屠”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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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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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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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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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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