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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有着严格的堂规纪律，违者都会被处以极其严酷的刑罚，如“三刀六眼”、“挖坑自跳”（活埋）、“吹灯”（挖眼）、“砍丫枝”（斩手足）等，这保障了一个庞杂的会党组织能令行禁止，富有超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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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本是会党出身，“会”眼识英雄，他们认为“四川帮会的势力强大，散布的地区广，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方针就是“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可以说，对保路派，同盟会采取的是逼宫的做法；而对哥老会，同盟会则是投怀送抱、身心交融。吴玉章、熊克武等同盟会员在香堂上歃血为誓，加入了哥老会。许多哥老会首领，如张百祥、佘竟成、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也加入了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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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兵四起，四川乃至全中国的局面已经容不下什么道理、主义，一个枪杆子解决一切的新时代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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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九章 树上的猢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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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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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屠”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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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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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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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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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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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宫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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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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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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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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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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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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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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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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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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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见袁世凯行情看落，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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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被伪造出来，指控他想为戊戌政变翻案；慈禧大惊，将岑春煊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岑春煊又称病不前，随即被开缺，打入了政治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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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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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怀“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说总理反对，该案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朝廷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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