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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朝廷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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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有过则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令他寒心且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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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这也是他曾经的位置。他曾致电朝廷，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的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风情”，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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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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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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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未死良狗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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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风唤雨的盛宣怀，黯然发现自己终于走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曾经在官商两界的左右逢源，变成了现在的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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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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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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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n）、德国公使哈豪孙（Herr von Haxthausen）、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紧急晋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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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保证，中央政府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中央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拿他当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两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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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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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高手，盛宣怀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绝对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结果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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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中央政府唯一的失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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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唯恐天下不乱的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则是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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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危城成都内，成都将军玉崑成为少数清醒而冷静的人一样，荆州城的另一位满族将军、右翼副都统松鹤，在天地巨变的前夕上奏中央政府，认为川路问题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隐，惟以顺指为忠；邮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为利”，十分精确地找到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不和谐关键点。他进而提出政府应该“罢邮部之庸议”，同时也要对保路派“杜权益之妄说”。其实，“邮部之庸议”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权益之妄说”却是因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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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深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补同知，贡媚（原文如此）于李鸿章而发达，创办电报、招商两局，美其名曰‘官商合办’。及二局发达，又阿谀政府收商股以归官。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上年天降之罚，斩汝之长子（指盛昌颐病死），汝犹不悛。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军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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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履行工作职责的高级干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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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此时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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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洁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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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他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达到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概取消”，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还是一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混混，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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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钩，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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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宪政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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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可以无视，但来自国家议会（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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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成为讨论的主题。这一天下午1时会议开幕，资政院总裁世续却称病不出，由副总裁、教育部副部长（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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